信条和教义的进展[注1]

文/J. G.梅晨       译/禾壮       校/煦

 

 

上星期日下午，在我们这个冬季的第一次谈论中，我用概括总结的方式跟你们谈到基督教教义在教会历史中的发展。我介绍了教会如何从通常称为使徒信经的粗略的信仰告白，经历了几个早期大公教会伟大的信条，阐明了上帝的三位一体性和基督位格的教义，又通过奥古斯丁关于罪与神恩典的教义的表达，最后，来到宗教改革和加尔文的教导。我还说明了为什么加尔文所倡导的那类教义是所谓的改革宗信仰。

 

改革宗信仰是通过几个类型相似的伟大信条来表达的。其中之一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它是其成员来自欧洲大陆的某些美国教会公认的教义准则，这些教会被称为“改革宗”教会。另一个详尽陈述改革宗信仰的伟大信条，是由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及其大、小要理问答组成的，它是其成员最初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些美国教会公认的教义标准，这些教会被称为“长老”教会。这些教义准则正是我过去两个冬天在星期日下午的短讲中经常提及的。

 

当我上周日下午回顾基督教教义的进展时，你们当中有些人的头脑里也许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认为，在十七世纪，当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问答产生之后，教义的进展已经结束？为什么不会有进一步的教义发展？如果教会的教义从初代到威斯敏斯特时代一直都在发展，为何现在不可能继续向前发展？

 

其实，没有什么根本的原因使得它不能继续发展。然而，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需要精确了解到底什么是基督教的教义，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很清楚地知道，基督教的教义只是在阐述圣经的教导而已。接受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是完全可靠的，这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所在。

 

这正是那些在今天承诺撰写信仰告白之辈们经常忘记的。他们说：让我们用比古老的教会信条更好的、更加适应我们生活时代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基督教的体验。于是他们坐下来，编造各种形式的文字，以为这些文字堪与伟大的基督教信条在同一个水平上。

 

当他们如此行时，他们彻底忘记了什么是基督教的信条。基督教的信条不是基督徒体验的表达。信条是对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们的内容的归纳陈述。信条的题材远非来自基督徒的体验，恰恰相反，基督徒的体验应该以信条所包含的真理为基础，而这些真理是从圣经——神的话而来的。那些承诺撰写信条的人，他们不相信圣经完全可以信靠，他们信条的题材也不是来自于神所默示的话语，他们并没有使伟大的基督教信条的发展向前迈进一步；相反，他们是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运动。他们所做的，与我上一个星期日谈到的基督教教义的巨大发展毫不相干。他们根本就不是对基督教教义的进步和发展，而是开始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而这个不同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任何想从事基督教教义发展的人，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们应当相信圣经是完全真实可靠的，而且应当努力使他们的教义忠实地表达圣经的教导。

 

教义要有真正的进展，还有另外一些原则需要遵守。首先，所有真正的教义发展都是朝着使教义陈述更准确更充实的方向进行的。只要回顾一下教会中伟大信条的历史，最早在第二世纪制定出的使徒信经是何等的简略！主后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开始，早期的教会大公会议制定的众信条变得精确和完整到什么程度！而宗教改革产生的信条，尤其是我们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它们如何更加地精准细致和丰富完备！

 

这种教义陈述的精确度和完整性的增长，是伴随着对不断出现的错误的驳斥而达成的。起初，教会对某些方面的教义信念是隐含的，而不是明确的。它们没有被仔细界定。它们被认为理所当然，而非明确地表达论述。然而，一些新的教导出现了，于是教会对此反复思考，把这些新的教导与圣经相比较，发现这些新的教导是违反圣经的。随着对新的教导的批判，教会对这个观点给出了更加精准的真正符合圣经的教导。这样，一个伟大的教义在某个伟大的基督教信条中被清晰地陈明出来。

 

教义进展的这个方法是与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符合的。你不可能清楚陈明一件事物是什么，除非你把它与它所不是的相对照。所有的定义都由排除法出发。可见，认为教会应该让自己的教导是积极正面的，而不是消极负面的，这种看法是何等肤浅。这个看法认为，争议要避免，持守真理不必非指正谬误不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真理不可能靠任何此类方法来维持，真理只有当它与谬误彻底区分时才能够维持。难怪，教会的伟大信条，正如教会的伟大宗教复兴一样，是在神学论战中诞生的。教会需要把一个接一个的异端教义从她的教导中排除出去，正是这个迫切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基督教教义丰满与精度的加增。

 

近年来，教会经常进入到一个正好相反的思考方式之中。它建构了一些所谓的教义陈述，但建造这些教义陈述的目的，与导致形成历史性伟大信条的目的恰恰相反。

 

历史性的信条是要排斥错误：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排除错误；它们的目的是要详细阐述圣经的教导，与违背圣经的教导形成鲜明对比，好让教会的纯洁得以保守。与此相反，这些现代的陈述，是为了包容错误，它们旨在为尽量多的人和尽可能多的思潮在教会中创造空间。

 

现代的教会效率专家指出：在这个国家有太多太多的教派了。显然，他们当中的许多都该合并，但问题是，他们持守不同的信条。比如，这里有间教会，有一个明确的加尔文主义信条；假如这里还有另一间教会，其信条是清楚的阿米念主义，是反加尔文主义的，我们到底如何才能把这两者合在一起呢？教会的效率专家说，这很明显吧，还用问吗？我们该做的就是淡化加尔文主义的基调，磨掉其尖锐的棱角，直到阿米念派能够接受为止。也许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写一个全新的信条，只包含阿米念派和加尔文派的共同点，这样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联合教会”的基础了。

 

这些都是现代教会合一运动所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今天被应用的程度，远比我刚才假设的例子更甚。在我刚才这个例子中，虽然加尔文主义与阿米念主义之间的区别非常大，但是它们两者毕竟还都属于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然而，许多这类现代宣言的措辞不仅想获得持有不同派别的基督教信仰者——例如加尔文和阿米念主义——的认可，而且还想获得那些根本没有坚持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之人的认可。

 

以某些大型的国际宣教大会为例。在出席这些会议的代表中，有些相信基督由童女所生，他的替代性赎罪，他的身体复活，以及其他一些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历史性要素，也有一些代表们反对这些内容，或把它们贬低为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有许多的发言——其中一些人被普遍认为是福音派的基督徒，而另外一些人是杰出的现代主义者。这样的发言经过数日之后，一份共同的信仰声明被提呈，并一致通过。

 

这份共同信仰声明是什么样的呢？它的突出特征，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它获得通过的情景。其突出特征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特征——一种彻底的和无法摆脱的模糊性。说真的，当我读到这等声明时，我很惊讶，它可能耗光了打印机的墨水，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单词和短语确实都用上了，它们可能以前有一个意思，现在也应该有一个意思，但这些词都被解释得离它们的原意相距万里，以至于它们本身不能提供任何迹象来表明那些使用它们的人真正相信的是什么。

 

当这样一个模糊的声明发表之后，总能发现一些难掩喜悦的人。他们说：我们之间的歧异都得到冰释，难道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理由吗？我们还一直在担心，惟恐有人会反对宣教协会所发表的这样的福音派声明，但我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甚至在协会中被视为最激进的那些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同意这个声明了，这难道不是完美的辉煌吗？

 

不，如果真的有人跟我讲这番话，我丝毫不认为这是辉煌的。我反倒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即使协会的声明真的是福音派的，不仅是看起来如此而已，我也照样不会认为它是灿烂的。如果有些人明显与福音派声明的立场不符合，而只是在此声明发表时默许，事后又像从前一样，继续反对声明所包含的事，它还是真的灿烂吗？我必定会认为这是辉煌的反面。但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等声明根本不是福音派的，而且非常模糊。它的措辞是为了不得罪任何人，至少，它的措辞没有冒犯任何人，除非他是这样老朽的灵魂：对生命之粮充满饥饿，且对那种畏首畏尾、杯弓蛇影的基督教教义极度不满。该声明的措辞使得现代主义者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其中传统的字眼；另一方面，它的措辞使福音派的人，或自认为是福音派的人，可以把它带回到自己的支持者中，声称在正统性方面取得了一个伟大的外交胜利。它的伟大目标是为了避免冒犯人，其后果是，它尽其可能，远离基督的福音，因为基督的福音总是极端令人讨厌的。

 

当我们走过这些现代的声明，回到伟大的信条时，我们发现二者的区别何等之大！我们找到的是简洁而非冗长；不是不愿意冒犯，而是清楚划分真理与谬误；不是朦胧，而是清晰；不是含糊不清，而是最大程度的确定和精确。

 

导致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二者目的不同。这些现代宣言为的是显示：我们其实只需要很少一点的真理就可以彼此相处，而且仍然不失基督徒的身份；而教会中的伟大信条却是为了表明：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是何等丰富。现代宣言的作者们说，让我们摒弃分歧，回到最基本的那几点吧；而伟大的基督教信条的作者们却说，让我们打开圣经，寻找其中包含的丰富真理，并将它们展现出来。现代宣言的作者们说，我们要小心，免得各种倾向的思潮在教会中被拦阻而无处落脚；而伟大的基督教信条的作者们却说，让我们付出全部的努力，把致命的谬误从教会的正式教导中排除出去，好让教会成为神奥秘事的忠心管家。

 

不同的目的确实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但我倾向于认为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是，这些现代宣言的作者们根本不是真的相信有真理存在。他们说，既然教义只不过是基督教体验的表达，所以教义是可以改变的，但根本的体验却保持不变。这一代人用一种教义表达他们的基督教体验，然后另外一代人却用完全相反的教义表达同样的基督教体验。因此，今日的现代主义会成为明日的正统，而它又将让位于一个新的现代主义，如此下去，没有穷尽。根据这一理论，没有任何的教义，可以保持永远有效，教义必须随着思维模式一代又一代的转变而变化。

 

如果你问一个持这种想法的人是否接受教会历史性的伟大信条，他会对你说：“哦，是的，我当然接受。我承认它们是教会的信仰表达。使徒信经出色地表达了古代教会的信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是对十七世纪之人的信念绝妙的展现。但要让这些信条成为我的信仰表达，我当然不可能如此去做。我必须从适合二十世纪的人们的角度来表达我的信念。所以，我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且完全不同的宣言，作为现代人的信条。”

 

我问这样的人：“既然如此，那么你认为你的宣言比那些历史性的信条更正确吗？”

 

如果他真明白他的信条观所导致的必然结论，他会说：“一点也不。那些信条是基督教体验的真实的表达，我的信条在本质上一样，也是体验的真实表达，只不过是运用适合于当今世代的思维表达形式而已，但我的宣言一点也不比那些古老的信条更正确；它一点也不比它们更有资格宣称其永久性；它对当今时代是正确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对往后的诸世代仍然是正确的。”

 

这种对何为真理所持的怀疑看法，对基督教教义本质所持的怀疑看法，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它呢？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怀疑观与给了我们伟大的教会信条的那些人所珍惜的真理观，是完全不同的。和这些现代宣言的作者不同，给了我们伟大的教会信条的那些人，相信他们产生出来的信条是正确的——所谓正确，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对“真理”这个字的理解，他们相信，在这些信条中包含的真理永远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要回到这次谈论开始所问的问题。基督教教义的进一步发展到底是否可能？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是要遵守任何真正的教义进步的必要条件。

 

如果要取得任何教义的发展，首先我们必须相信，教义是对真理的详细阐述，而不只是对宗教体验象征性的表达；其次，我们必须相信，教义要详细阐述包含在圣经中的特定真理，我们必须坚持圣经真是上帝的话语，完全没有错误，不像其他书那样；第三，我们必须努力，不是使教义尽可能粗略和模糊，以便为错误留余地，反而尽可能全面和准确，以便它能排除错误，并展示上帝所启示的是何等精彩与丰富。忽略这些条件，你有的是教义的倒退或堕落；只有当你遵守它们时，你才可能有教义的进展。

 

这种教义的进展肯定是可能的。教会将会仔细检验现今的种种错误，将会比现有的信条更清楚细致地以上帝的话语中所包含的真理来抵御这些谬误，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我必须说，我觉得这种教义的发展现在产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泛滥和道德堕落的时代，而且不幸的是，有形的教会并没有幸免于这个堕落。基督教教育已经被冷落，基督教知识被鄙视，真实的默想几乎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明显不是一个制定信条的时代，像我们这般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懒惰，并不构成期望伟大的基督教信条在其中孕育和成长的土壤。

 

但是，即便假设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制定信条的时代，我也很怀疑我们的时代或任何未来的时代所能产生的教义进步，是否堪与伟大的历史性信条所表达的教义进步相媲美。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从大轮廓和纲要的角度，基督教教义的详尽解释已经基本完成了，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某些陈述也许可以有零星的改善，以使其更加精确，但几乎不再可能出现像奥古斯丁或宗教改革的年代所产生的如此巨大的教义进步。圣经的教义系统中所有伟大的核心部分都已经被教会研究，并已经在伟大的信条之中被阐明了。

 

我们必须牢记，基督教教义的主旨是确定的，它在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中被发掘，而我们是不能给圣经加添任何东西的。

 

不要以为，承认这个事实会带来人的思维的静止状态，或会阻挠进步，恰恰相反，它会除去人心智的桎梏，打开无数的进展途径。

 

事实是，除非有一些事物是确定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基督教的教义正是提供了那个支点。除非有这样一个支点，所有的进步都是假象。想要进展的想法本身就意味着必然有确定的事物，万花筒式的变幻不定不叫进展。

 

这正是我们当今时代所吹嘘的进步的困境所在，圣经从一开始就被抛弃，没有任何事物被视为确定的，所有的真理都被认为是相对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我告诉你，无与伦比的颓废——自由瓦解，奴役横行，几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分崩离析，友善和正直遭鄙视，所有的意义与价值都从人类的生活中被拿走。什么是补救措施？也让我来告诉你，回到上帝的话语中来！我们曾为科学而科学，结果却是世界大战；我们曾为艺术而艺术，结果是疯狂的丑陋；我们曾以人为本，结果是机器人遍地——人都变成机器了。难道这还不是我们如同那个远在他乡的浪子一样醒悟过来的时候吗？难道这还不是我们归回永生之神以寻求真正的进展的时候吗？

 

 

 

译后记：

 

梅晨（J. G. Machen，1881-1937），是上个世纪初的改革宗神学家和护教者。他出生于巴尔的摩，曾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神学院，并远赴德国的马尔堡和哥廷根，深入自由派神学的老巢。他曾任教于普林斯顿神学院（1906-1929），教授新约。作为传统改革宗的捍卫者，他深受他的老师华菲德（B. B. Warfield）影响。华菲德在1921年去世后，领导“普林斯顿神学”的责任落在他身上，但由于不满自由派对神学院在神学和组织上的双重侵蚀，他于1929年愤而辞职。同年，为了延续和发展正统的改革宗神学，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创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并担任新约教授，直到1937年元旦辞世安息主怀。

整个1930年代，他继续在所属的美国长老教会（今日PCUSA的前身）内部与自由派争战，并导致了长老教会国外宣教独立董事会的产生（1933）。1936年，教会因他参与该董事会的活动，指控他不服从教会纪律，宣判他不得为自己辩护，并给予他暂时停止在教会中的事奉的处分。随后，他便领导成立了正统长老教会（OPC）。

 

无论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公认他是与自由派（亦称现代主义）对抗的先锋。在现代主义与基要主义论战的年代，他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言人，尽管他自己和基要主义者保持距离。

 

他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包括：《新约文学和历史概论》（The New Testament: It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916, 1976），《保罗的宗教之起源》（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 1921），《基督教与自由主义》（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1923,有中译本），《信仰的真谛》（What is Faith?, 1925），《基督由童女所生》（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1930）。

 

这篇广播谈话在1936年底播出，不久之后梅晨便因病去世，年仅55岁。这篇75年前的演说对教义的更新和信条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生动的论述，今天读来一点都不觉得过时。

 

 

 

[1] 本文为1936年播出的广播谈话。——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