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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制”这几个字确实没在圣经中明文出现，单从新约找证据也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当我们把整本圣经正典作为背景，以圣约为线索，就会看到只要教会存在就必定存在成员制。旧约以色列作为教会具有可见的成员制一事十分明显，而新约教会则默认了只要信徒经由洗礼归入教会，领受圣约话语的教导，参与圣约中的圣餐，服从在教会惩戒的权柄下，就必定有成员制在其中运作。因此，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教会成员制是有充分的圣经基础和合理性的，是任何一个基督的教会都应当采用的治理模式。

今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使用教会之约。我们要求所有加入教会的成员签署这个盟约，我们也在成员大会之前和其他场合下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一起重新宣告和承诺这个盟约。透过这样的对盟约的宣读，我们尽力保守我们自己远离个人和集体的罪。同样我们彼此激励在一个更大的盟约的亮光下生活，这个盟约就是由神的慈爱而来，由基督的受死而印证，由我们的救主基督持守到永恒的新约。

教会在神学上归正之后，自然要在建制上改革。这两者相辅相成，唇亡齿寒。建制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实施成员制。因为教会是由真归正的基督徒构成的，他们要委身在地方教会，接受牧养和参与服事。如何接纳一个人成为教会的成员，反映了教会的福音观是否纯正，也关系到教会治理的成败。因为，是福音使人成为基督徒，也是福音驱动他们过顺服上帝的生活。

随着教会近年来的婴儿潮，许多教会越来越重视基督教教育和教会中的儿童事工。但在今年年初，福音教会却取消了儿童主日学，并在几个月的实践之后，高真牧师在教会的月讯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福音教会为什么取消儿童主日学”的文章。这篇文章经由网络在弟兄姐妹间广泛传播并引发对于儿童主日学事工的热议。那么，福音教会取消儿童主日学最主要的考量是什么？取消之后，福音教会的孩童们又如何与成人一同敬拜？这样的敬拜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教会又会在哪些方面尽力服事他们，在基督里养育他们？我们就这些问题采访了高真牧师，也期待在教会公共敬拜，以及教会对儿童的信仰教育方面，与大家一同反思和讨论。

神的国或天国（神的王权、统管）是新约符类福音中的重要神学概念，也是整本圣经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一方面与救赎论、基督论、末世论、教会论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具有极强、极深远的教牧实践意义，甚至说从很大强度上支配着已然未然阶段的教牧实践，起着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作用。在近代自由主义的发轫期，对神的国的讨论占有很大比例，曾经导致不同的教会与世界的关系的实践。   今天，中国家庭教会走过极大政治性逼迫的时期，正在面对世俗化、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后现代思潮全新的社会文化处境；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人性废墟的西方，随着冷战的结束、科技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极端的人性乐观态度再次卷土重来，包括基督教信仰的适切性、同性婚姻在内的众多议题成为西方教会面对的重大挑战；同时，因着医疗服务的长足提升、社会的富有，死 …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近年来，符类福音所强调的“神的国”，在家庭教会中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讨。因此，我们在规划本期杂志的主题时，也设计了一个问卷，邀请一些牧者、同工回答。在对问卷的整理中，我们发现，家庭教会对于“神的国”的研讨，还处于起步的阶段；而已经对这一议题有所关注的牧者，多是在学习和讲解符类福音时对于“神的国”形成了模糊的概念，在加深对教会论的认识时，开始发现“神的国”在牧养中的重要意义，并有意识地在教会中教导“神的国”。因此，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邀请几位牧者、同工一起讨论关于“神的国与教会”的一些重要议题。这些探讨，相信能给弟兄姐妹对“神的国”的认识，以及基于“神的国”的教牧实践，有许多启发和借鉴。 另外，在研讨会和问卷中，我们特别引用了一段霍志恒（Geerhardus …

文/更深   编者按：每次读到牧者们的见证，心中便很受震动，因为所见证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他们所走过的路，也极有借鉴的意义。因此，我们开辟了“教牧分享”这一专栏，冀望有更多的牧者能在此分享自己所走的“天路历程”，以及在牧会中的感受和思考，使得弟兄们可以彼此激励、安慰、劝诫、教导。更深弟兄在这篇文章中，回顾反思了自己事奉十年所走的道路，是怎样从一个逃避圣职、不甘心事奉、热衷于某种泛文化使命的公众关怀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被呼召成为教会的传道人。他因为“对于福音的关注焦点清晰了”，而“对教会的边界也清晰了”，并认识到“教会在神的心意中有如此永恒而且超越的地位”，是“绝对区分于世界的神的国度，虽在地但有属天的根源，是基督救恩的产物”。因此，他改变了原来看重文化使命而轻视圣职的观念，回应 …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译者按: 1843年8月，在香港、澳门、马六甲华人社团中服事的宣教士在香港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当时只有四五个差会的14名宣教士参加，会期仅一天，主要探讨中文圣经翻译的事宜。三十多年后（1874年），一群长老会宣教士在烟台休假时，与其他差会的宣教士一起发起了大会的提议，最终于三年后的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体在华宣教士大会。1877年也是马礼逊抵华七十周年，当时中国共有来自29个差会的473名宣教士（含宣教士夫人），其中126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外加16名已经改行而被特别邀请的前宣教士。这次会议长达两周，整个会议记录和发言稿全文的完整记录曾结集出版，已成珍贵史料。因篇幅有限，本文仅逐字翻译整理了《亿万华民》1877年九月号第105-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