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报道（上） [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译者按: 1843年8月，在香港、澳门、马六甲华人社团中服事的宣教士在香港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当时只有四五个差会的14名宣教士参加，会期仅一天，主要探讨中文圣经翻译的事宜。三十多年后（1874年），一群长老会宣教士在烟台休假时，与其他差会的宣教士一起发起了大会的提议，最终于三年后的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体在华宣教士大会。1877年也是马礼逊抵华七十周年，当时中国共有来自29个差会的473名宣教士（含宣教士夫人），其中126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外加16名已经改行而被特别邀请的前宣教士。这次会议长达两周，整个会议记录和发言稿全文的完整记录曾结集出版，已成珍贵史料。因篇幅有限，本文仅逐字翻译整理了《亿万华民》1877年九月号第105-115页上节录自The Celestial Empire的简要记录，分两次连载。十三年后（1890）和三十年后（1907）分别举行了第二、第三次大会，史称“三大宣教大会”。

 

开幕式

5月10日周四上午，戒酒会堂（Temperance Hall）[1]若大的礼堂座无虚席，在华宣教士团体中有影响力和具代表性的人士从中国各地赶来，参加这次宣教大会的开幕式，讨论这片土地上宣教事工中的各项相关问题。如果说之前还有少数人质疑这次大会是否能成功举办，那么在看到大会第一天与会者热忱而合一的精神后，他们一定疑虑顿消。这次大会很有可能也激发了原先冷漠旁观者的热情。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会的召开，也是这个国家（中国）在西式文明方面迅速进步的明证。即便在几年前，在华各差会之间尚难以建立起通讯的渠道。

大会以来自厦门（Amoy）的打马字牧师（Rev. J. V. N. Talmage, D.D.）[2]的讲道开幕，打牧师是最资深的在华宣教士之一，向来倍受尊重。虽然信息的主题是普世福音化之救主大使命的“老生常谈”，但他的发言有力而高明，从全场与会者全神贯注的聆听便可看出大家的热情已被点燃。

下午，大家花了一点时间讨论事务性问题，比如大会主席、各文秘、各同工的任命，以及讨论问题时的规则。随后，来自汉口的杨格非教士（Griffith John）[3]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题为“圣灵和宣教事工的关系”（The Holy Spirit in relation to Missionary Work）。杨教士具备一种“强烈”的证道风格，将会场的气氛数度引至高潮。整篇报告具属灵深度、实践性强，并且考虑周详、建议良多，大家因而深受触动。戴德生教士（Hudson Taylor）[4]有力鲜明的回应祷告就是很好的证明。

晚上的会议改在联合会堂（Union Chapel），出席者无论在人数还是关注度上都不逊白天。孙牧师（Rev. Dr. Nelson）[5]的信息主题为“完全分别为圣的必要性”。孙牧师带领的灵修和充满智慧的话语，进一步加强了白天几位讲员所留下的果效。

 

五月十一日

大会从周五上午正式开始，先是半个小时的灵修操练，由来自登州的梅教士（Mills）[6]带领。随后，韦博士（Dr. Williamson）[7]宣讲了一篇题为 “事工禾场面面观”（The Field of Labour in all its Magnitude）的报告。在那一小段频频赢得与会者击节赞叹的全面介绍中，主讲人迅速介绍了中国人在物资、精神、灵性各方面的主要特征。韦博士并未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从宣教的角度对整个事工的禾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并从中就事工的要求总结出若干有实际针对性的教训。很难有比这篇信息更适合做大会开场白的报告了。

接下来则是一篇不同类型的报告，理雅各牧师（Rev. J. Legge, D.D.）[8]的“从与基督信仰的关系来看儒家思想”（Confucianism in its Relationship to Christianity）。这篇报告由慕维廉牧师（Rev. W. Muirhead）[9]诵读，全篇讨论了儒家思想中有关神、人、社会及道德关系的教导。或许是理雅各博士远在英国的关系，故而他在报告中用一些犀利的措辞提到“神”的正当名号，大家都默认这一有争论的问题不适合在大会公开探讨的时段成为辩论的焦点（bone of contention）。凡对理博士的观点略知一二的人，都不会对他鼓吹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所敬拜的“神”这一观点表示惊讶。大家普遍认为，这一问题被间接提出，不无遗憾。

白博士（Dr. Blodget）[10]被指定为第一位回应者，他寥寥数语，便庄重地表示他并不认同报告中这些特别的论点。伟教士（Mr. Wylie）[11]指出儒家教导对中国人日常道德品格的实际影响，并将其无力提升国民道德水准的实效与具备活泼生命力的基督教信仰作了对比。狄教士（Mr. Mateer）[12]认为，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圣贤导致的实践性无神论（practical atheism）在中国盛行。随后的讨论转向了在公开布道和（教会）学校学童的授课过程中，利用儒家经典会有多少益处的问题。韦博士（Dr. Wiliamson）努力表明，作为一个鼓励自我努力、自我改善的体系，儒家思想自有其多方面的卓越之处。打牧师（Dr. Talmage）则提出，儒家思想最大的缺陷就是让人看不到自己是罪人，他在讲道中只引用儒家经典来举例，而从不证明。岳教士（Mr. Gough）[13]将中国人不诚信的普遍现象归因于孔子，因孔夫子本人无论在教导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缺陷。其他发言者如戴德生（Hudson Taylor）、山教士（Mr. Stanley）[14]、保灵（Mr. Baldwin）[15]等教士则指出与其攻击当地文化体系的错谬，不如重申宣讲“基督是救主”的需要。众宣教士的这次集体讨论，总体上还是以敏锐的鉴赏力对孔子著述的卓越性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当天下午，艾博士（Dr. Edkins）[16]讲了一篇颇有学术深度的报告，题为“道教和佛教的一般观念”（Popular Aspects of Taoism and Buddhism）。他追溯了这两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历史发展，并展示了其对中国人的影响。在随后的讨论中，巴教士（Mr. Partridge）[17]提到佛教对整个暹罗[18]灾难性的掌控，及其如何进入到每个家庭，辖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伟教士（Mr. Wylie）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提到佛教目前在日本势力如何强势，甚至在上海都设立了佛教弘法堂宣扬其教义。艾博士（Dr. Edkins）和伟教士（Mr. Wylie）鼓励大家在基督教的宣传中引用释、道两家的语录；而杨格非教士（Mr. John）则着力于说明，不论是我们借用的很多（汉语）宗教语汇，还是中国人现在的很多宗教概念，皆受惠于佛教思想。若非如此，中国人今后都会变成唯物主义者和无信仰者。狄教士（Mr. Mateer）和高教士（Mr. Crawford）[19]将两个错误观念的散播归咎于佛教：一个是灵魂轮回说，一个是所有宗教殊途同归说。

大会也报导了山东发生的灾害，当天的会议以为当地的劳苦大众以及在彼辛勤传道的宣教士的热忱祷告为结束。

 

五月十二日

巴色会（Basel Mission）[20]的黎力基牧师（Rev. R. Lechler）[21]带领灵修操练之后，慕维廉牧师（Rev. W. Muirhead）宣读了一篇题为“向异教徒传道：内容和方式”（Preaching to The Heathen: Matter and Manner）的报告。文中主要探讨了传道的普遍原则，讲到福音的权柄和意义是传道的内容。至于方式方法，他认为最好的方法乃是：热忱、真挚、直接、问答式的。慕牧师把每一点都讲得声情并茂。黎牧师（Mr. Lechler）提出吸引一群异教徒听众注意力的困难性。赖教士（Mr. Lyon）[22]补充说，忍耐是成功的关键。白博士（Dr. Blodget）提到，在布道会结束之际带领听道者一起祷告很有助益。夏教士（Mr. Hartwell）[23]说，中国人鲜有灵魂不朽的概念，故而他认为，宣教士往往急于在布道中一下子灌输太多观念，反而导致听道者产生困惑。

下午聚会的讨论集中在巡回布道这一主题，大会为此准备了两份报告。第一份由来自汉口的何牧师（Rev. B. Helm）[24]宣读，报告内容基于实践经验，故极其宝贵。他列举了不同的巡回布道方式，建议偶尔像走方郎中[25]那样使用帐篷，并极力主张巡回布道的路线要系统规划，才能产生良好的果效。另一篇报告则由内地会的戴德生牧师（Rev. Hudson Taylor）提交，这份报告充分展现了这位宣教士在这一事工方面长年的经验。听众自始至终都非常投入地听他发言，他提倡巡回布道可以作为福音性力量的方式之一，其价值并非在于和固定一地的事工“作对”，而是为将来长期深入的事工铺路。戴先生认为，在福音可以扎根兴旺之前，长期的福音巡回布道的努力，在任何地区都是不可或缺的。

随后的讨论中，大家提出很多有用的建议，比如韦博士（Dr. Williamson）提出，要先布道、再卖书；充分利用大家熟悉的外在事物来举例。他还强调，祷告在引导所有福音性巡回布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打博士（Dr. Talmage）提及在厦门使用福音单张和起用本土同工的经验。陶教士（Mr. Dodd）[26]提醒大家在街头布道时，要小心不去影响两旁店铺老板的生意；他和其他发言人都讲到了散发新约圣经时附赠导读性的单张和说明的重要性。马教士（Mr. Mackenzie）[27]的发言振奋人心，他力劝大家在巡回布道这一事工中多多祷告以及多多起用本土同工。

傍晚，讨论继续之前的内容，大家的分享极其热烈，亦切乎实际。谢教士（Mr. Sheffield）[28]和富教士（Mr. Goodrich）[29]主要强调布道前做好一些特别准备的必要性。另一位富教士（Mr. Foster）[30]认为，宣教士们大大忽视了身边所充斥的罪，他劝勉大家坚持宣讲生命的公义、将来的审判等伟大的信息。吴教士（Mr. Woodin）[31]则提到，传扬这类真理时的态度务必谦和，不可显露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艾教士（Mr. Edkins）力劝大家认真研究中国人做事的动机和思考模式。最后是杨格非教士（Mr. John）以他充满能力的发言重申，宣讲一位永活的、个人性的救主，一位能救人脱离当下和一切的罪恶的救主何等有价值。他也见证了自己和听道者通过个人谈道（而不只是布道）带来的果效。他认定持续布道的重要性，宣教士应该随处布道，并将之视作一生的职责。讨论尚未尽兴，休会时间即到，但与会者都觉得把时间用在探讨这些重要问题上非常值得。

 

主日

主日，联合会堂配合大会的内容举行了一系列特别聚会。上午的讲员是杨格非牧师（Rev. G. John），下午为白牧师（Rev. Dr. Blodget）。

 

五月十四日

大会照常9:30开始，先由来自福州的保灵牧师（Rev. S. L. Baldwin）带领为时三十分钟的灵修操练。每天早晨这半小时的预备时间，帮助大家集中精神，尽快进入状态，极有价值。与会者向神献上简短、敏锐、热切的祷告，中间穿插一到两段相应的诗歌或经文。

上午第一位分享者是嘉医生（Dr. Kerr）[32]，主题为医疗事工。由于作者本人不能出席，由纪医生（Dr. Graves）[33]代读。他敦促母国的医院应该为异教国家的医院提供支援；但他没有说明医疗工作中的哪一部分可以在整个宣教事工中扮演角色，所以他的陈述侧重在华医疗事工，而非医疗宣教作为福音性力量所起到的作用。吴医生（Dr. Gauld）[34]接下来的发言，大大补充了这一议题的不足。继含蓄地提及中国人对医疗科学的荒谬看法之后，他立即进一步给出一系列实际的建议：包括在中国开展医疗服务的最佳模式，让医疗成为服事基督教信仰最高利益的方法。他为医疗宣教士对异教徒皈依的至关重要性大声喝彩，并认为这些宣教士辛苦服事的目标和努力之独特性，绝不亚于那些具备按立资格的主内弟兄。他接着指出，医疗宣教士从事直接布道性事工，并不会侵占他们医治病患身体的时间。他总结说，他坚定地深信，这一事工一如基督教事工的其他部分一样，都需要更多的祷告，和更多的分别为圣、委身基督。在随后的讨论中，慕教士（Mr. Muirhead）赞扬了韩医生（Dr. Johnston）[35]这些年与上海的中国医院合作所投入的医疗服事。保灵教士（Mr. Baldwin）则分享了曲医师（Miss Trask, M.D.）[36]在福州妇女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她的工作成绩斐然，以至于当地一条街上的居民在她路过时都不约而同地起身下拜。大家一致认为，女性医疗宣教士可以在中国做出巨大的善举。

来自福州的娲小姐（Miss Woolston）[37]提交了另一份以缠足为题的报告，这一话题引起了大家热烈地讨论。娲小姐在报告中比较了大脚女人和小脚女人的区别，陈述了缠足习俗的普遍性和所造成的恶果，她援引中国人自己的意见为例，因而每一论点都有理有据。问题是：应该有何作为？面对这一难题，参与讨论的人都觉得无从下手。慈眉善目、深受爱戴的打博士（Dr. Talmage）坦率地承认他未能在证道中反对这一恶俗。他又说，厦门已经成立了一个反缠足协会。当他提到，协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男性以及无儿女或儿女已经成人的老年妇女时，大家变得感兴趣；当他说到年轻男子也可以加入该协会时，大家更是忍俊不住。他对这一类的协会缺乏信心，但他觉得这样的协会可能促使成员对自家的行动方向做出有约束力的誓言，并为缠足问题营造有利的公众舆论。

上午的聚会中，与会者都深感大会所涉众议题的讨论难以尽兴之苦，所以一致同意延长会议时间。到目前为止，每项议题的讨论都趋向于超过原定的时间；而大家深感回应者那五分钟发言的参与，实与报告本身一样珍贵。下午，来自广州的哈博士（Dr. Happer）[38]首先发言，题为“妇女事工为妇女”（Woman’s Work for Woman）；或是按照作者更喜欢的说法，“妇女事工为基督”。报告内容很长，涉及各类学校机构和探访工作如何用于接触女童与妇女。然而，这一时段的“压轴戏”（piece de resistance）无疑来自登州的高夫人（Mrs. Crawford）[39] 所提交的那份报告：准备充分、启沃人心且极其可行。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点便是指出要长期密切地参与这一宣教事工各方面的细节，闻者皆颇为首肯。费小姐（Miss Field）[40]的发言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顺应众多的吁请，她详述了自己在汕头所建立的妇女事工。她的计划是拣选并培训一些“圣经妇女”（Bible women），聘请她们下到农村的宣教支站去服事，然后通过定期探访来督察她们的工作。后面的发言人都坚信，若要使中国归信，必须先让中国的母亲们归信。

 

五月十五日

今天上午的内容，基本都与教会学校和教育事工相关，分别由来自香港的巴色会黎牧师（Rev. R. Lechler）和来自登州的狄牧师（Rev. C. W. Mateer）分享。第一份报告准备得很仔细，重点讲述了德华教会在华南地区开展的针对年轻人的教育计划。之前，韩教士（Mr. Hanspach）[41]曾帮助过很多中国的学校，定期探访并教授基督教课程，他的计划也不无成就。但由于近来缺少同工，时间上也捉襟见肘，这一计划只能无疾而终。巴色会采用的教育体系着重技术培训，并未分配很多课时来传授西方科学和文学艺术。

狄教士（Mr. Mateer）主讲的下一篇报告，是大会迄今为止造诣最高、内容最详尽的论述之一。报告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了整个教育事工。事后颇有人认为从未有人能如此有力成功地呼吁宣教士拿出一部分时间投入这一事工。作者强调了把西方科学正确而深入地传授给中国人的必要性。不久的将来，整个中国都会产生对西方科技的需求，由宣教士们成为交流的渠道，远比由会缔造毁灭基督教信仰的武器的人向中国人传授科学知识要好。汤蔼礼牧师（Rev. E. H. Thomson）[42]的下一篇报告大为简短，主旨为常规主日学的益处。随后发言的是林乐知牧师（Rev. Y. J. Allen）[43]，他以自己在华十一年的经验作证说，中国人并非仇视基督教信仰，他们只是态度中立而已。

下午，另有三篇针对同一主题的报告：第一篇是岳夫人（Mrs. Gough）关于女子主日学的报告，另外两篇则是陶牧师（Rev. S. Dodd）和罗小姐（Miss Lawrence）[44]关于寄宿学校的报告。随后的讨论非常热烈，不同问题的观点分歧也很大，比如为年轻人提供免费教育，补贴母亲以助于她们的子女上学；对于在教会学校讲授儒家经典的利弊上，大家分歧尤其大。举办这类大会的益处乃是为公开讨论冲突的观点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不让任何与会者束手束脚。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讨论中，即便在最具争议性的议题上，也没有任何苦毒和人身攻击的成分。没有任何因素，能够取代大会从开幕之初便充满的和睦良好的氛围。踊跃发言的倾向远远超过预设的时间，迫使主席屡屡用计时铃打断很多人的发言。大会无疑会产生很多切实可行的诸般善举，为各种重要议题成立委员会，譬如：起草一份强烈呼吁基督教国家差派更多工人来参与服事的公函，编辑一本可以广泛使用的赞美诗集，着手协商各差会传教区域的划分，在可行范围内节省宣教力量的资源。

 

五月十六日

今天上午，由李修善牧师（Rev. D. Hill）[45]带领灵修操练，时间从9:30提早到9:00。随后由来自福州的摩嘉立牧师（Rev. C. C. Baldwin, D.D.）[46]和富牧师（Rev. C. Goodrich）宣读题为“基督教文字事工”（Christian literature）的报告，包括已有的成果和仍需的努力，以及白话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重要性。下午，常规的半小时祷告时间之后，乃是两篇关于“世俗性文字事工”（secular literature）的报告，作者分别是来自北京的丁韪良牧师（Rev. Dr. Martin）[47]和林乐知牧师（Rev. Y. J. Allen）。丁博士（Dr. Martin）认为，宣教士投入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撰写这一类的文字事工，纯属正当。他所标出需要投入的知识领域包括：第一，历史和地理；第二，物理科学；第三，精神和道德科学。作者认为，中国的迷信和西方一样，通过科学观念的进步来颠覆，远比宗教有效。然后，他再通过论据和例证来展示科学教育对人在精神和身体上产生的益处如何有助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随后发言的是林教士（Mr. Allen），其报告的主旨为如何指导中国期刊杂志的出版，他的想法很有分量，也很令人信服。接着发言的那几位也都肯定高质量的本土基督教文字事工之价值和重要性。然而，反对意见也很强烈，接下来的回应便表达了反方向的意见。赖教士（Mr. Lyon）质疑在无人问津的环境下出版这类刊物的效用；戴教士（Taylor）和杨教士（John）进一步阐述了反对的理由。所有文学和科学的伟大价值都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素养，但宣教士的目的不是传播文化知识，而是拯救灵魂；中国人需要认识神，并认识罪，这远比知道岩石的成分和行星的名字更为重要。这些知识可以由其他人传授给中国人，而献身福音传播的人本来就少之又少，除非有人领受特别呼召，不然实不该分散精力去做其他的事。讨论自始至终都热烈而活跃，意见的分歧也一如既往地没有打破充满会场的和睦气氛。傍晚的聚会，接续之前的讨论，集中在医疗宣教士的事工和目标。麦医生（Macartee）[48]和玛医生（Macgowan）[49]都认为，一个人无法同时承担布道和医疗两种责任，没有人能做到两全其美，任何一项事工就足以用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然而，随后的发言人中，韩医生（Johnston）和戴德生教士（Hudson Taylor）都提醒大家，医疗宣教士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忽略其呼召的属灵层面。讨论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在军火库（Arsenal）任职的Dr. Su Vong[50]的发言，他用流利的英语赞同韩、戴两位的观点，力劝与会者重视属灵的呼召。

下午两点，女教士们在戒酒会堂（Temperance Hall）旁边的房间展开了一场颇有意思的聚会。讨论的主题为“服事异教妇女”。一些具备这类服事经验的人做了精彩的分享，也为那些有意参与服事的人提供了各种明智的建议。讨论也得出了一系列决议，计划敦促母国众差会差遣更多单身姐妹前来参与禾场的服事。

（待续）

 

 

[1] 全文译自“Report of the Missionary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May 10^th-24^th,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September 1877, pp.105-115. 原文节录自The Celestial Empire。

[2] 最晚于1875年12月建成对外开放，主要用于举办音乐会、公共授课、舞会等；又作工部局礼堂。参John King Fairbank, Martha Henderson Coolidge, Richard J. Smith,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University of Kentucky, 1995, pp.35, 65。

[3] 全名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8.18-1892.8.19），厦门人俗称“打马字牧师”，美国归正教（Reformed Church）宣教士，1847年来华，1890年退休；与会时为58岁。

[4] 杨格非（1831-1912）为伦敦会宣教士，1855年抵华，与会时为46岁；1905年偏瘫卧床，1911年离华，被誉为“华中的使徒”。

[5] 戴德生（1832.5.21-1905.6.3），内地会创始人，也是《亿万华民》的早期总编，与会时45岁。

[6] 可能是Robert Nelson（1818-1886），中译孙罗伯，美国圣公会宣教士，1851年来华，在上海服事，与会时为59岁。

[7] 可能是Charles Rogers Mills（1829.8.21-1895.6.21），中文名梅理士，美北长老会宣教士，1857年抵华，与会时48岁。他曾引进美国大花生，后逝于山东；其夫人于1887年创立中国第一间聋哑学校（启喑学馆）。

[8] 可能是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中文名韦廉臣，先后以宣教士身份加入伦敦会和苏格兰圣经会，1855年来华，与会时48岁；1884年创办同文书会，即后来的广学会。

[9] 理雅各（1815.12.20-1897.11.29），伦敦会宣教士，1840年起在马六甲、香港等地宣教，1873年返英后出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也是儒莲翻译奖首位获得者，被视为第一位系统研究并翻译中国经典的人。这一年理教士62岁。

[10] 慕维廉（1822-1900），伦敦会宣教士，1846年来华，逝于上海。墨海书馆创办人之一，也是青浦教案当事人之一，与会时55岁。

[11] 可能是Henry Blodget（1825-1903），中文名为白汉理，又作柏亨利，美国公理会宣教士，1854年来华，与会时52岁。

[12] 可能是Alexander Wylie（1815.4.6-1887.2.10），中译伟烈亚力，1847年以伦敦会宣教士身份来华，1863年转为大英圣经公会代理，曾任《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编辑。伟教士参加这届大会时已62岁，同年离华退休。

[13] 可能是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中文名为狄考文，美北长老会宣教士，1863年来华，在山东登州服事，与会时41岁。后任官话《和合本》圣经译经委员会主席期间，因痢疾去世。

[14] 可能是后文提及的Rev. F. F. Gough，全名Frederick Foster Gough（1825.2.7-1889.6.1），中文名岳斐迪，英行教会宣教士，1850年来华，与会时52岁。

[15] 可能是Charles Alfred Stanley（1835-1910），中文名山嘉利，美国公理会宣教士，1862年来华，在上海、天津、静海等地办学，与会时42岁。

[16] 保教士全名Stephen Livingstone Baldwin（1835-1902），美国美以美会宣教士，1858年来华，在福州服事，与会时42岁。

[17] 可能是Joseph Edkins（1823-1905），中文名为艾约瑟，伦敦会宣教士，1848年来华，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服事，与会时54岁。

[18] 可能是S. B. Partridge，中文名巴智玺，美国浸信会宣教士，1869年来华，在汕头服事。

[19] 暹罗是泰国的古称。

[20] 可能是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21.5.8-1902.4.7），中文名为高第丕，又作高乐福，美南浸信会宣教士，1852年来华，在上海、山东等地服事，与会时56岁。1892年自创“福音会”（Gospel Mission），宣教模式接近内地会。

[21] 巴色会，又名崇真会，1815年成立于瑞士巴塞尔市，1847年开始向中国差派宣教士，主要在广东客属地区（客家人语系）服事，1852年扩展到香港。

[22] 黎牧师的全名为Rudolph Christian Friedrich Lechler（1824.7.26-1908.3.29），1847年以首批巴色会宣教士的身份赴华，与会时53岁，服事至1899年。

[23] 可能是D. N. Lyon，美国长老会宣教士，1870年来华，在杭州服事。

[24] 可能是后文提到的Charles Hartwell（1825.12.19-1905.1.30），中文名为夏查理或夏察理，美国公理会宣教士，1853年来华，在福州服事，与会时52岁，以79岁高龄卒于福州。当时另有一位叫Jess Boardman Hartwell（海雅西，1835-1912）的宣教士，但其缩写不符。

[25] 可能是B. Helm，美南长老会宣教士，1868年来华，在杭州服事。

[26] 又作游方郎中、铃医、草泽医、走医，指负笈行医卖药者。因手摇串铃、周游四方，又称串铃医，多以游乡串户、看病卖药为生。

[27] 可能是后文提到的Rev. S. Dodd，全名Samuel Dodd（1836-1907），中文名陶锡祈，美国长老会宣教士，1861年来华，在杭州服事，与会时41岁。

[28] 可能是后文提及的Rev. H. L. Mackenzie，英国长老会宣教士，1860年来华，在汕头服事。当时另有一位John Kenneth Mackenzie (马根济，？-1888)，伦敦会医疗宣教士，曾为李鸿章看病，但其名字缩写不符，而且也未以“Dr.”冠为头衔。

[29] 可能是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1841.8.12/13-1913.7.1），中文名为谢卫楼，美国公理会宣教士，字锡恩（一说子荣），1869年来华，与会时36岁；后任通州大学校长，文言文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死于北戴河。他也是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发明人，参http://oztypewriter.blogspot.co.nz/2014/03/on-this-day-in

-typewriter-history-li.html（2015年7月8日存取）。

[30] 可能是Chauncey Goodrich（1836.6.4-1925.9.29），中文名为富善，美国公理会宣教士，1864年赴华，与会时41岁，后为和合本圣经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1] 可能是Arnold Foster（1846-1919），中文名为富世德，伦敦会宣教士，1871年来华，在汉口、武昌服事，与会时31岁。

[32] 可能是Simeon F. Woodin（1833-1896），中文名为吴思明，美国公理会宣教士，1860年来华，在福州一带服事，与会时44岁。

[33] 可能是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中译嘉约翰，美北长老会医疗宣教士，1853年来华，在广州一带服事，1866年开办博济医学堂，孙中山曾在此就读。与会时53岁。他1898年在广州建立了中国第一间精神病医院（惠爱医癫院），三年后在当地去世。

[34] 可能是Rosewell Hobart Graves（1833-1912），中文名为纪好弼，美国浸信会宣教士，1856年来华，在广州一带服事，与会时44岁。

[35] 可能是Dr. William Gauld（1840-1922），中文名吴威凛，英国长老会医疗宣教士，1863年来华，在汕头服事，与会时37岁。

[36] 生平待查，当时有一位全名James Johnston的宣教士，1853年来华，但是主要在福建厦门一带服事，致力于教育而非医疗。另姚天名著《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两会1994年版）116页提到，仁济医馆在1857年之后，曾有一位韩德森医师主持过医务，或为此人。

[37] 可能是Sigourney Trask，美以美会女医疗宣教士，生卒年不详，1874年来华，与会同年创办马高爱医院（Magaw Memorial Hospital），福州协和医院前身，1885年结婚返美。

[38] 美以美会有一对姓Woolston的姐妹宣教士：Beulah Woolston（1828-1886）（娲标礼）和Sallie H. Woolston（1831-1910）（娲西利），两人于1859年一起来华，并在福州创立亚洲第一所卫理公会女校，与会时分别为49岁和46岁；不清楚发言者是姐姐还是妹妹。

[39] 可能是Andrew Patton Happer（1818-1894），中译名哈巴安德，美北长老会宣教士，1844年来华，先后在澳门、广州服事，与会时59岁。

[40] 高夫人原名Martha Foster，1851年与高牧师结婚后前往中国。有资料记载，她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指出，宣教士夫人应该挨家挨户地进行探访，与当地妇女个人谈道，并为她们预备适合的文字材料。

[41] 可能是Adele Marion Fielde（1839.3.30-1916.2.23），一说原名Adelia Field，中文名不详，美国浸信会女宣教士，1866年来华，以圣经妇女事工著称，与会时38岁。

[42] 可能是August Hanspach，中文名韩仕伯，德华教会（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1855年来华。

[44] 全名为Young John Allen（1836-1907.5.31），美南监理会宣教士，1860年来华，以办报、办学、译书著称，与会时41岁，在上海去世。

[45] 可能是M. Laurence的误拼，此人为英行教会女宣教士，1870年来华，在宁波服事。

[46] 李修善全名为David Hill（1840-1896），英国循道会宣教士，1865年赴华，带领席胜魔信主，与会时37岁。

[47] 全名为Cabeb Cook Baldwin（1820-1911.7.20），中文名摩嘉立，一作摩怜，美国公理会宣教士，1848年来华，在福州服事，1895年退休返美，与会时57岁。

[48] 可能是后文提及的W. A. P. Martin，全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4.10-1916.12.17），中文名为丁韪良，美北长老会宣教士，1849年来华，在北京服事至去世，与会时50岁。丁氏曾任同文馆负责人，1898年被清廷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

[49] 可能是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13-1900.7.17）的误拼，中文名为麦嘉缔（一作谛），字培端，美北长老会医疗宣教士，1844年来华，在宁波服事，曾任宁波领事，与会时57岁。麦氏1872年前往日本，其养女金雅妹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留学生。

[50] 可能是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中文名为玛高温，美国浸信会医疗宣教士，1843年来华，在宁波服事，与会时63岁。当时另有一位John MacGowan（?-1922），中文名麦嘉温，伦敦会宣教士，1860年赴华，但不是医疗宣教士。

[51] 当为华人信徒，生平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