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恩：委身于他的话语——中国内地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连载（十二）

文/饶以德

夜幕初垂，人们纷纷逃离工作，拖着疲惫的步履踏上归家之路。虽然有着五光十色的妆饰，拥挤的车阵和急促的脚步仍难掩整座城市一日劳碌后的困倦。然而，在这样的时刻，有一群人赶着前往另一种安息——可能饭也来不及吃，甚至还忙着补写作业——国际查经团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 BSF）正要开始聚会！或许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查经班，跨越六大洲四十个国家，每个礼拜有一千个以上的班次举行，超过二十万名成员参与其中。这个查经班规模如此庞大，但谈起它的故事，却得从一个小女子开始讲起——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杨崇恩（Audrey Wetherell Johnson）。

“当生命气息停止以后，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任何意义吗？”回到英国以后，杨崇恩有更多时间思考这些问题，但这些思考没有让她看到曙光，反而令她身陷更浓重的迷雾中。好几个夜晚，这些纠结的疑惑让她辗转难眠。她已经不再相信救恩与圣经，但也找不到任何哲学思想可以填补，她发现生命竟是如此虚无，仿如真空⋯⋯

杨崇恩的父母都是英国人，但在她出生后没多久，父亲便获一个宣教机构的邀请前往法国服事。母亲也曾试过与丈夫一同至法国，但实在无法适应，甚至大病了一场，于是带着女儿们在老家生活。但是独自在法国的父亲实在想念这个宝贝幺女，当杨崇恩到了青少年的年纪，他便将她接到法国，要给她更完善的教育。作为一个四处奔波的宣教士，当然不可能分身照顾这个小女儿，于是他将女儿托付给一位家庭教师。这位保母兼家教的来头可不小，她是一位天资聪颖的才女，拥有三个不同大学的学位，在巴黎的社交圈小有名气。杨崇恩被她的机智与才华深深吸引，因此，她乐意接受严格的指导，终日埋首于学习，也随着老师出入巴黎各个社交场合⋯⋯不同于英国老家的单纯，杨崇恩的视野被大大拓展，扎实的语言与人文学训练为她开了一扇窗，从希腊哲人、儒家到佛教，从伏尔泰、卢梭到尼采，各种学说争相进入她的世界。

这是个星光璀璨的夜晚，但是杨崇恩心中黑暗依然不见任何光芒，忧郁再次袭上心头。她靠着窗户，眺望满天星斗，冲突又在脑中发动。她清楚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而非简单的无神论者，因为在这循轨运行的浩瀚宇宙背后，一定有一位数学大师在操控。但是，她不禁吶喊：“上帝呀，如果真有一位上帝，如果你给我任何合乎理性的思想，我愿意委身于这个真理！”当她正开始一一检视那些曾读过的思想学说时，彷佛榔头搥着钉子，一句话不断钉入她的脑中：“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约20:31）她试着摆脱这句经文，却徒劳无功。于是她坐下思想，继续用理性与这节经文摔跤，最后，在特殊的异象中，她终于明白：“我无法‘理解’道成肉身这样的奥秘，但上帝要我‘接受’那个事实。”

如同约翰在那段经文中提到的应许：“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杨崇恩找到了生命的光，并且按她先前立下的心志，委身于此真光。

1941年，虽然战争的阴影逐步逼近，但杨崇恩依然感谢上帝，因为她十分享受在上海江湾中华神学院的服事。

对像杨崇恩这样思想锐利的女性而言，从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刻起，她心里便有了谱，决定将一生用于传扬真道。她虽有心宣教，但始终不能确定该往何处去。直到读了三女侠（The Trio）的著作《不再一样（Something Happened）》，她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并且跑去听盖群英（Mildred Cable）的演讲。“这就是我要你去的地方”，透过前辈委身的榜样，杨崇恩终于听到了上帝的旨意。加入内地会以后，她于1936年抵达上海，先后在江西的余江、河北的临洺关服事，但她始终心系江湾的中华神学院。

中华神学院是一所专为女子而设的神学院，由毕路得（Ruth M. Brittain）宣教士所创立。毕路得虽然不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但她跨宗派、凭信心仰望供应的理念却与戴德生十分相似，两个机构也渐渐产生紧密的合作关系。得知内地会要将自己“借”给中华神学院，杨崇恩充满兴奋，因为她不但乐于讲解圣经，也确实有教学的恩赐。或许是少年时期扎实的训练与要求，让她对经文有着敏锐的洞见。另外，内地会训练中心的老师何清源（Rowland Hogben）也深深影响她的教学。何清源强调自动自发的研经，他会预先发下几个问题，要求同学们从这些问题中找出经文当中的真理，不能倚靠任何参考书。杨崇恩将同样的模式应用在自己的课堂上，毕竟这些来自四方的学生终要回到家乡事奉，给她们鱼，不如给她们钓竿。

在中日两国的战火中，西方人在上海本来是相对安全的，但当日军袭击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以后，这些外国人也成了日本的敌人。具有同盟国国籍的西方人纷纷被送入集中营，连宣教士也不例外，杨崇恩便进了龙华集中营。她的新名字是编号15421，她的新住所由马厩改装而成，约有30乘15公尺那么大——但是有89个人要一起挤在这个空间，共享六个马桶、两个水槽。她的体重掉了18公斤之多，因为集中营的伙食没有牛奶，也不会有鸡蛋，永远都是米饭。一开始杨崇恩还会把饭里的蠕虫一只只挑出来，但一段时间后她就放弃了，安慰自己那也是一种肉类。物资的匮乏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给人压力的是集中营毫无隐私的生活，在拥挤的通铺里，床与床距离不到一公尺，晚上简直难以成眠。在恶劣的环境中，疟疾等传染病迅速蔓延，人性的苦毒也毫无掩饰地曝露出来。日子虽黯淡，但杨崇恩永远不会忘记集中营里那些自发的祷告会，当基督徒聚在一起用主祷文祈祷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最真实的盼望之光。

雄伟的金门大桥已经映入眼帘，许多乘客正为抵达旧金山而兴奋，但在货轮的甲板上，杨崇恩的心情却是无比落寞。她感觉自己失去了人生的事业，失去一切，仅剩下内心上帝同在的平安。

日本投降，集中营的生活终于结束，杨崇恩正准备让神学院的运作回到正轨，但接着爆发的国共内战又搅乱她的计划。虽然，在内战最激烈、政局最动荡那几年，杨崇恩见证了上帝的信实——那些自愿留下的老师、学生，就像基甸的精兵，委身于上帝的呼召至最后一刻。但随着新的政治环境形成，杨崇恩在中国的日子还是免不了要走到尽头。毕路得决定将神学院的房舍交给一个本地的孤儿院，内地会也在万般不舍中撤出中国。经过谨慎的祷告，杨崇恩决定顺服，加入撤退的行伍，但她对于下一步毫无头绪。许多内地会同工试着转往亚洲其他国家，延续差会的使命，继续服事华人，可是杨崇恩这次无法加入基甸的部队——她已经40岁了，难以学习新的语言、适应新的环境⋯⋯

在毕路得的邀请之下，离开中国后，杨崇恩先到旧金山落脚，再想办法回到家乡英国。在美国逗留的日子，她拿的是六个月的签证，寄居在赫兹勒女士（Alverda Hertzler）家中，她完全没料到这个新大陆将是她未来服事的主要工场。虽然处于一个停滞、不确定的生涯阶段，但杨崇恩依然把握任何分享上帝话语的机会，她常到不同教会讲道、带领查经。

某次聚会结束后，有五位妇女来找杨崇恩，希望她能为她们讲解歌罗西书。意外的是，这几位妇女对圣经的热忱反而令杨崇恩感到失落。“加州有那么多教会可以提供丰富的圣经教导，相反的，在中国却有上百万人未曾听闻福音⋯⋯难道我还要在那些富足的人身上锦上添花吗？”在祷告中，杨崇恩将她对中国人、对异教徒的负担倾泻而出，而上帝也用他的话语回应。“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耶45:5），先是耶利米的警告，接着又是撒迦利亚的提醒：“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亚4:10）于是杨崇恩决定为上帝接下这件“小事”。

在答应开设查经班之前，杨崇恩先和那些妇女约法三章——她不要把她们当婴孩，一汤匙一汤匙地喂养，如同她过往的风格，她要她们自己从经文中看见亮光。这个查经班渐渐发展出一套模式：杨崇恩每个礼拜会编制一份摘要与讨论问题，查经班的参与者在聚会前一周拿到这些资料，经过一周的研读，大家将各自的答案带到查经班来讨论，最后杨崇恩再对经文做出讲解、说明。透过个人的阅读、团体的讨论、讲员的分享、讲义上的摘要笔记，参与者对于同一段圣经可以有更深入的挖掘。当然，每周要按部就班完成这些动作，需要相当程度的委身。但是奇妙的大事就从这个位于赫兹勒家的查经班开始，妇女们开始邀请好友加入，她们为同行的孩子预备专属课程、开设男性的查经班。查经团契规模不断扩大，从一个城市扩展至另一个，甚至跨出国境，成为国际性的组织⋯⋯透过查经团契的服事，有更多基督徒委身于上帝的话语，在所处的世代、环境中，好像明光照耀。

撤出中国以后，中华神学院迁至香港，至今仍为神国培育工人；内地会也在1965年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至今仍在亚洲各处传扬福音。2014年，国际查经团契开始了以全中文进行的查经课程，经过多年发展、绕了大半个地球，杨崇恩企盼的大事终于成就，且超乎她所求所想！而这件大事的起点却是一个小女子在一件小事上的委身。

你还在为自己图谋大事吗？求神帮助我们从小事开始顺服。或许小事的第一步就是委身于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的生命照亮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