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是怎样写出来的

文/边云波

 

我所见到的第一位无名的传道者，是内地会的英国宣道士吴咏秋教士（Miss Onion）。她为了传道一生未婚，在中国陕西省汉江旁边的小城洋县服事主。她瘦瘦的，穿着中国农村妇女的衣裳，中国话也说不好，但是像一位老妈妈一样满面的慈祥，她的话不多，可是让人感到不能不听她的劝告。我就是她带领信主的。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家乡被日本侵占了。十八岁的我逃离了家乡，翻山越岭，步行了两千华里，逃到陕西洋县一所专门收容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在那里认识了吴教士。那时我天天都在饥饿中度日，但为了准备考大学，又得经常日夜读书，所以身体很坏。第二年春天，眼见国难重重，社会暗无天日，我深感人世虚空，人生充满了矛盾，经常一个人在汉江边上彷徨徘徊，不止一次地看着清澈见底的江水，心想，往里一跳不就再也没有烦恼了吗！？

 

其实从我15岁开始，因着在教会学校读书的缘故，就经常参加主日崇拜、唱诗班和团契聚会，甚至还教过主日学。但是那时所去的礼拜堂，只讲耶稣的精神伟大而不讲他的救恩，所以，自己险些在礼拜堂里走向永远灭亡的道路。来到洋县后，我仍然去聚会，但是心里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那时，吴教士像慈母一样地关心我，开导我，使我终于认识到：我是个罪人！许多的苦痛都是从自己的罪里生发出来的！因此我认罪悔改，归向了神。那年夏天，我在汉江里受洗归主。感谢主，这条江没有成为我的丧生之地，反而成为标志我与主同死、同葬，得有永生的地方。

 

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去考大学，临行前特意向吴咏秋教士告别致谢。她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不要谢我，你谢耶稣吧！”她说，前几个月（也就是我在汉江边上走来走去的悲观时刻），有一天半夜她正在熟睡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好像提醒她一样呼叫着我的名字。她惊醒之后想到我有好几周没有去聚会了，便半夜起来为我祷告。之后又屡次找我，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我听到这些话后，既非常感恩，又有些惊惧。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救我，只有暗下决心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无论大学考入哪个专业，都要在那个专业中把基督的真道显明出来。

 

1944年，我十九岁时考上了中国当年规模最大、院系最多的中央大学。虽然一度担任基督徒学生团契主席的职务，甚至有时候还在主日崇拜中讲道，但是心底深处早已忘记了怎样荣耀主名，而且自高自大，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成名成家的计划，盼望不久能像剧作家曹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写出一个作品，一举成名。因此除了上课以外，日夜写作一个剧本《流亡》。1945年春天，文稿已经累计有几万字了，想不到突然发现了第二期的肺结核。当时这种病无药可医，我觉得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样，甚至怨天尤人。那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培灵会，蒙主光照，我看到了自己的骄傲、自私、虚伪、贪婪，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起，连续几天在一个山坡上痛哭着认罪悔改，甚至直到半夜。那时我深感到主为我死了，我就理当为主活着。我在神面前奉献了自己。

 

当时我所在的中大分校学生团契大约有二三十人。我们学校距离市区四十华里，交通不便，由市区到学校只能徒步行走，所以很难请到牧人到我们那里去讲道。有位陆伯伯，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他当时大约五十多岁，却不时地步行几十里去帮助我们（当然是没有报酬的），他是我见到的另一位无名的传道人。他曾教给我们一首诗歌，那首诗的歌词是：

 

无声无色是树根，埋没地下不见人，

夜以继日不停息，输送养料并水分，

宁愿速死并速朽，只求枝叶花果荣耀神。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可能是被陆伯伯的事奉所激励，也可能是被那首“无声无色”的诗歌所感动。那一年夏天我在几棵芭蕉树下烧掉了所有的文稿。当山风把纸灰吹到草丛中的时候，真像是一片粪土。我心里充满了喜乐，像卸下了罪的重担那样轻松。

 

那年深秋，我清楚了主的呼召，要祈祷传道。因着主的带领，我休学一年回到了洋县，凭着信心生活，在那里开始了事奉。那时吴咏秋教士因病离开洋县，回国疗养去了。听内地会的传道人说：吴教士的关节炎非常严重，本来早有许多人劝她，离开洋县那个潮湿的盆地。但是她总说：“我在这里的工作还没完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让她做完了我这个顽梗刚愎人的工作，就算她的工作完成了，不过她确实是我奉献前后离开洋县的；所以我回去，也正好继续她在那里的青年工作。

 

1945年冬天，那里信主的青年学生明显地增多了，但年底我却突然大口吐血。第二年春天，血是止住不吐了，但生活贫困，只有托人暗暗地把我刚换下来的冬衣卖掉，贴补生计。我未出来传道以前，学业较好，许多同学、亲友对我都很器重。但在我休学传道以后，特别是那次吐血以后，过去的那些朋友们几乎都远离了我。有人对我不解，有人为我惋惜，甚至有人耻笑讽刺。

 

就在那个时候，我受洗前一位友情已深、多人尊重但不信主的女同学，忽然来信邀我到她那里养病，说好就近照顾我的生活，只是盼我不要再热心传道。我了解她，她肯定是准备长期陪伴一个二期结核病人，才表示这一心愿的。这种感情，原是我信主前的期望。在贫病中多人嫌弃自己之际，这种情爱就更觉珍贵，一时十分欣喜，但立时也十分不安。我已是主用宝血买来、又呼召去传扬救恩的人了，我绝不能丢下主的道，去接受这种爱情。那些天心灵中的争战十分激烈。最后我觉得在灵程上只能“往前走”，绝不能“向后退”！我不能犹豫不决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不应含糊其辞地让自己尊重的人有所悬念。于是我真挚地表明了自己对信仰的持守，坚定地谢绝了她的好意，从此交往也就断开了。那期间，心中不无伤痛，然而神的大爱却更亲更深了。

 

以后身体略好了些，我有时要趟过溪水，步行几十里的小路，到一些中学去传扬福音。那时走过一个个的乡村，经过一个个的镇店，虽然有些劳累，但是几个月后，好几个中学的信徒都显然增多了，其中有的人后来上了神学，有的人成了某些大专学校的团契负责人，这是我先前未曾料到的。感谢主，他知道我的软弱，因此便使我初尝生产之苦后的喜乐。

 

1946年夏天，又有两位无名的传道者游行布道到了洋县，他们是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那时这所学校的师生已经组成了“遍传福音团”，决志到中国边疆荒凉地区去传道，甚至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团中有位赵崇义弟兄，已经改名叫赵麦加，其用意显然是志在把福音传到伊斯兰的圣地麦加城去。那几天我和他们常常谈到深夜。他们在洋县的青年信徒中教唱了一首歌，它的歌词是：

 

起来，我们走吧！

撇下一切，背十字架，

跟主脚踪，往各各他。

起来，我们走吧！

 

1946年秋后，不少的主内长者都劝我，为了日后更好地向知识分子传讲福音，还是把大学读完较好。在众多人的印证下，我便又回到大学去继续学习。想不到，经X光检查，我的肺结核竟痊愈了！那时候对于肺结核这种病，只有靠着静养使它钙化，而我行踪不定，奔波不停，竟能康复，实在是神迹。这使我更深地感到，这点生命气息乃是神所赐的，更当力求为主而活，回报神的恩典。

 

大约是1946年冬天（或是第二年春天），我先后见到了张谷泉弟兄，刘淑媛、张美英两位姊妹，他们都是“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与“遍传福音团”一样，他们离家背井，抛下一切所有的，走向了中国的西部边疆传道；甚至也有同样的心志，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他们有些人是断续步行走去的。当年那些自愿去往中国西部宣道的同工们，没有一个人有工资，大家虽然天南地北互不相识，但是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些共同的持守：不诉苦、不欠债，更不以传回耶路撒冷为口号向人募捐。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跪在床前，为这些默默事奉的同工们祷告。渐渐地我清楚了主的带领，我自己也应该像他们那样事奉。

 

1946年时，有一位关心我的长辈孔保罗师母（Mrs. Contento），曾一再主动地提到要帮助滕怀智弟兄和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去读书。滕怀智弟兄去了爱丁堡留学，回来后被神重用，他即是大家熟知的滕近辉牧师。但我因为正深深地被农村、边疆许多无名的传道者激励着，便谢绝了那位长辈的美意。谢谢主，让我留在了大陆，不然《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首诗，神肯定就要托给别人来写了。

 

在那以后，辅导我毕业论文的教授要我帮助他合写一本书，论述“思想品质的形成”。当时这种师生合作是大学生求之不得的，因为书稿完成以后，可能会很快出版，虽然名列教授之后，却总是发表了一本著作，以后由教授提拔，留校作助教，同时研读硕士学位，乃是顺理成章的“好事”。但是我祷告几天以后，觉得十分不宜，因为我估计他的那本书，一定内容丰富，要花很多时间准备资料，而我一心扑在主的事工上，根本没有时间去作学术研究，所以几天后我谢绝了他的建议。这件事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现在我仍能回想起他当时不解的表情。

我自以为连连得胜，可以为主所用了，但是想不到还有更大的属灵争战！

 

1947年间，我发觉到有些“传道人”并不是因为爱主而传道，他们只是把传道当做个人谋生的职业，不信主的人把他们叫做“吃教的”。那时我心中曾想：我这一生怎么能周旋在这些人当中，和他们共同“传道”呢? 不仅如此，1947年冬天，我已经感到，中国的政局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政局改变后，若是专心祈祷传道，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是危险；若是毕业后找个职业，在业余时间传道，就可能要容易得多。其实心底深处乃是想从服事主的路上退下来。但是每逢这样想的时候, 心中就常受责备，更觉痛苦。

 

后来，我在陕西传道时信主的一位弟兄邀我，在1948年元旦去他们学校布道三天。那时这位弟兄已经是那里的团契主席了，我想工作一定会很顺利。万没想到，在那里竟有一位作梗的“牧师”，使第一天布道就困难重重。我心中十分沉重，决定第二天凌晨独自到野外去禁食祷告，但一出城门，便被自怜的心绪完全地吞没了。

 

那一天，为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我沿着一条狭窄的田埂一直向南走去。寒冬清晨，辽阔的田野中，除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初升的太阳，把我的身影照得很长很长，我每走一步，我的影子也跟着走一步，我停下来，影子也停了下来，再走一步，影子也跟着再走一步，显得更加凄凉孤单。我情不自禁地吟唱着一些诗歌，但是有些素日颇受感动的诗句，却成了声声的哀怨和泣诉。我还记得一些歌词：

 

我已抛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随耶稣。

世上福乐名利富贵, 对我本已如粪土……

为何内心恐惧战兢, 手扶犁头向后顾!?……

遥望前路荆棘丛丛，四面楚歌密云暗，

十架道路越走越难，同桌脚踢主亦然……

 

由于心灵软弱，心中不禁一阵又一阵地涌动着重回“世界”的念头。我觉得实在太“委屈”自己了！

 

我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流淌下来，洒落在脚前的路径上。由于田埂狭小，我别无落脚之处，只有踏着自己的眼泪一步一步地走，其情其景使自己更加伤痛辛酸，觉得“苦待”自己到这种地步，实在太可怜了……

 

那时撒但极力地攻击我：退下去吧！现在退去一点也不晚，你是个大学生，毕业以后顺理成章地找个好工作，谁又能责怪你？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 那一场无声的灵战，实在比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更为激烈！

 

冬天的旷野遍地是荒草，晨风吹拂着长袍的衣襟，更感到冷清不堪。我不知道流着泪、唱着诗、经过了多长的时间，我一直缓步行走在那条崎岖而漫长的田埂上，只记得最后我的歌声几乎竟成了向天哀诉的嚎啕大哭……

 

谢谢主，他没有撇下我为孤儿。当我稍微安静一点的时候，心中好像忽然亮光一闪，我彷佛看到了主耶稣当年走向耶路撒冷的脚踪。他深深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客西马尼，有各各他山，有苦难的十架，可是他仍是“定意”“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条路虽然窄小，但是主耶稣已经在前面走过了。（路9:51、53，19:28 ）

 

而且，还不仅是主耶稣自己，历代忠心跟随主的人，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去的；自己每晚记念的那些边疆传道人，他们也正走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前面既有这么多的古人，后面就必有许多的来者! 那时候心灵中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条漫长崎岖的小路，而是一片无垠的布满基督精兵的战场。战场上千千万万的福音战士，正在高歌前进！身在这样一群浩浩荡荡的福音大军当中，我只应感到自己的微小不配，为什么竟会感到伤心孤单呢?一个罪人蒙主拯救，又有幸蒙主呼召，而且竟能与主同负一轭，这是主的恩典，为什么竟会感到委屈而退缩呢？

 

那时我仍在流着泪继续唱诗，但是已经不再是哀伤哭泣，而是满了感恩的喜乐。感谢主，他把我从黑暗的低谷中又拉了上来。

 

1948年10月下旬，我觉得该写首简短的自勉诗来坚定自己的心志，于是开始动笔写《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在写这首诗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上百行的长诗，更没有写作《献》诗的计划。但是，没想到下笔之后，就像由不得自己似地，无法停下笔来。许许多多无名传道者的事迹和形象，好像活活地画在我的眼前，使我陪着他们一同流泪，一同回想过去的失败和得胜，又一同感恩，一同互相呼应着奔走前面的路程。好像我和他们手握着手，心连着心，用无声的语言，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和经历。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记录员一样，用一行行的诗句，记述着一连串的情景、画面和鲜为人知的心声。那些天常是泪流满面，几乎寝食俱废。当写到一半的时侯，我已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仅是写给自己的一首自勉诗，而是神托付的一项事工。直到写完最后一行的时候，我才觉得如释重负。那时候已是后半夜了，暗夜沉寂，正在等候着黎明前的晨星……

 

谢谢神，他使用了这首诗，但这首诗，乃是神藉着人的手，展现出来的许多无名传道者的画卷。一个小小的展现画卷的人，算得了什么？

 

这首诗写完以后，我自己不敢署名，只请一位施晋德弟兄抄写了一份副本。其后被人铅印出版，并且印出了作者姓名，实在是出乎自己的意料。这个铅印本在出版三年后，我才在边疆见到它。当时恨不得把作者姓名从诗本上抠下去。我一直认为，诗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的，诗本上却写出了作者的名字，这本身就十分可笑! 但是事已至此，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了，只有求主怜悯遮盖。直到今天，我也不晓得最初的出版者是怎样得到诗稿，又怎样确定了作者的名字，这只有在见主的时候才能知道了。

 

1948 年冬，我与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省传道。此后几十年，历经死荫幽谷，多少次临近死亡却没有死亡。但愿主钉痕的手继续扶搀，直到在人世的旷野中，踏完最后一个脚印。

 

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行了奇事。他先是拔出、拆毁、毁坏了一切人手所做的工，而且一拆到底，然后又亲自建立、栽植。不是通过那些出名的布道家，而是通过千万个不为人知的传道人。每逢听到这些新一代的无名传道者的见证，自己就再次受到激励，常感多年以来为主所做的实在太少了，因此更觉得，在去而不返之前，应当努力前行！

 

近十几年，神带着我去到许多海外的城市，每个城市当中都居住着不少华人，甚至像帖撒罗尼迦、部丢利、三馆、亚比乌、约帕（现名特拉维夫）这些曾记载于圣经中的城镇，还有像迪拜这样阿拉伯地区的城市，都建立了华人教会。然而，禾场大，工人少。我常在神面前求告，求神兴起一个又一个无名的传道者，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也把福音传给各族各方的人，这是神托付给今天华人教会的使命。前几年有位同工说过一句话：现在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后来李秀全牧师又加了几个字：希望在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传道，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祷告。

 

愿众多弟兄姊妹的福音火焰，远超过自己这盏残灯的微光，更多地为主所用。我也愿跟在众多燃烧的火炬后面，努力前行。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