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林慈信 译/王培洁 校/煦
新教精神：实干家
按照许多教会历史学家的看法，天主教基督徒与新教基督徒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新教徒常常把基督徒生活理解为一种行动，即做事的步骤、方法和项目。我们更关注教会增长，透过不断吸引不信的人来到教会，并差派宣教士突破文化的壁垒传福音。我们的音乐洋溢着生气，我们的宣教规划激昂奋进，我们热切期待着大复兴和末日的到来。相比之下，罗马天主教则渗透出退隐和静思的安静。难怪新教徒（也包括华人）在神学混乱困惑时会首先求助于中古世纪的天主教，从中探索属灵的默示，而不是来到圣经面前。
面对21世纪世界极端的世俗化和异教之风，今天教会看重的是确保可运作的程序、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及经过考验的实干家。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福音是什么，这是毋庸置疑、大家认定并同意的了。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完成工作”：把福音传出去，让人得拯救，把宣教士差派到禾场上去。我们对于“不切实际的理论”、“无聊的空话”和不能展现出可见果效（不灵光）的“属灵”没有兴趣。这就是新教徒的行动主义或实用主义精神，也正是今天华人教会的普遍态度。
无论如何，华人教会在未经思考的情况下就已经吸纳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和处世之道。自从1966年的柏林福音会议，1974年的洛桑会议，以及1976年的首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之后，中国的教会领袖就已经呼召基督徒放下宗派和神学的差异，聚集起来，把福音传遍华人中间和世界各地。我们很快就看到教会增长学校的兴起（不仅出现在富勒神学院中，也在其它地方出现）、教牧学博士学位的数量增加且大受欢迎（牧师们所要的不仅是声望，更重要的乃是为了实用），各种事工和传福音的研讨会或大会、短期课程及专门量身定制的规划、细胞小组教会运动和“当代敬拜音乐”等众多能够马上看到结果的实用计划也都应运而生。中国教会的牧师和宣教士都在寻找大师、权威，希望向他们“取经”。这场福音运动从外表来看轰轰烈烈，让人倍受鼓舞。然而，实用主义方法的长期效果可能现在很难注意到，却会带来严重的深远影响。
不经查验和批评的实用主义精神是对教会有害的。按照圣经的人生观，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才是人行动的基础，而非专家的有效建议。相信圣经的基督徒认定，行为和其结果并非真信仰的基石，上帝的话语和他话语的应用（基督徒的智慧）才是。
实用主义的简短历史
那么，这种被称作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呢？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场变动，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杜威的学生胡适在推动白话文运动的文章中，强调讨论实际问题和结论，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对“主义”的讨论（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逐渐把实用主义精神传入中国。胡适在1916年和1918年期间在《新青年》上倡导推广白话文运动，他也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发出相同的呼吁。约翰•杜威本人也于1920年和1921年两年间在中国巡回演讲。
实用主义哲学认为，“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可行性是衡量一个观点、政策和理论的标准”，实用主义“推崇行动而不看重主义，推崇经验而不看重原则，观念的价值在于它们的实际效果，理论的正确在于验证。”（摘自《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是反对理性主义的，它认定，当一个观念行之有效并能产生结果，就是真实和有效的。重要的是观念是否能够产生相应的结果。
实用主义如何看待信仰呢？威廉•詹姆斯得出一个令人震撼的结论，值得基督徒深思。詹姆斯这样写道：“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倘若关于上帝的假说对你有效，那么从广义上来讲，这个词就是真实的。”换言之，倘若一个人相信上帝，这种信仰产生了心灵获得慰藉和快乐的积极结果，那么上帝的观念就是真实的。《大英百科全书》认为这样的说法不仅过于激进，而且令人心灰意冷：“宗教信仰能够在某些信徒生命中带来慰藉和快乐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倘若认定信仰宗教的结果维系着信仰本身，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约翰•杜威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他认为人生的基本前提是，经验并非消极的社会过程，乃是积极的社会过程。“认识……首先是知道该如何做。研究和探索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改善局势……”换言之，头脑在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发现如何解决问题。因此杜威倡导：把积极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教育的基本途径。他的理论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鼓励孩子和青年去探索，学校应该创建求知和探索的氛围，如此，学生毕业后踏入的民主社会，也会具备许多思想自由和勤于解决问题的公民。（这也是美国教育的一大特点，与中国的教育截然相反，恐怕这也是最吸引华人父母的地方！）
实用主义跨越太平洋
从某种意义来说，实用主义无疑是美国的哲学。美国人认为理性和科学能够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积极效果。他们相信一切终将进步：民主实验终将成功，所有人的生活终将变得更加舒适，事物和机器终将变得更大更美好。许多19世纪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将会导致乌托邦的到来。和欧洲相比，美国并没有出现像笛卡尔（法国）或康德（德国）那样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也没有出现像牛顿（英国）那样敬虔的科学家，更没有出现像弗里德里希•士来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或祁克果（德/法和丹麦）那样的存在主义神学家。美国是一片伟大的“处女地”，要的是征服和治理的拓荒精神（这也是历史学家在解释美国人的特征时的一个前提假设）。因此，美国出现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就是约拿单•爱德华滋。爱德华滋牧师见证了大约于1734年从马萨诸塞州开始的美国大复兴。爱德华滋不仅是回应他所处时代的怀疑论者的批判的神学家，也是教会的神学家，一方面为圣灵充满、圣灵恩赐的经历提供了神学基础和牧养的指引，另一方面引导教会抵制复兴运动中的极端狂热。（他的经典作品《宗教情操真伪辨》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因此，爱德华滋既是位理论家也是位实干家。他既是神学家和哲学家，也是牧师。遗憾的是这样的组合在以后的美国历史中少而又少。
在美国十九世纪也出现了复兴，但是这些后期的复兴并没有伴随着深厚的圣经和神学反思。因此伊恩•穆瑞（Ian Murray）在《复兴和复兴主义》（Revivals and Revivalism）中区分了“复兴”（譬如“美国大觉醒”）和“复兴主义”（十九世纪的复兴运动）。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和德怀特•慕迪（Dwight L.Moody）都采用了新颖的方法让罪人有悔改的外在表现，慕迪、宣信（A.B. Simpson）和约翰•慕特（John R. Mott）推动和征募了许多基督徒前往中国、印度和非洲成为宣教士。慕特在19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宣告是：“在这个我们的世代中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实用主义精神渗透在19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为芬尼）和19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为慕迪）的复兴中。在19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成千上万美国人，大部分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多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远航奔赴宣教战场。贝德士（M.Searle Bates）在文章中（摘自费正清的《中国和美国的宣教事业》）告诉我们，大部分于1900年到1950年来华的美国宣教士都在教会相关大学接受文科教育，其中包括两到三年的圣经或宗教课程。他们接受的圣经和神学的教育和培训比一般的美国牧师来说要少了很多，后者在大学毕业后还要再读三年的神学院。根据贝德士的记载，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那些在圣经学院（由慕迪创建的慕迪圣经学校和由宣信创建的多伦多圣经学院）学习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多学了一些圣经课程，神学或宣教学方面的反思却很少。结果就是，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大都是实干家和行动派人士。他们爱主，是祷告的战士，他们心中渴望看到不信的人悔改信主，他们把生命奉献在宣教上。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和所爱的人，为了传扬福音，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很多人都出现健康问题，还有很多死在了中国，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被埋葬在中国大地上。但是，大体说来，他们并非深奥的思想家，尽管会有一两个例外，他们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坚固的神学基础，以至于能够建立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教会，使她们逐渐走向神学上的成熟。
中国教会的实用主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在躁动和骚乱中，几乎没有安静进行神学反思的时候。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伯特利布道团和许多其他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中国大地和环太平洋沿岸地区奔波，把福音带给不信的人，呼召大家悔改、信主、过成圣的生活。中国教会大大增长，许多信徒都备受鼓舞，为面对1949年之后的逼迫和患难做了预备。福音的“实用主义”的果实强调祷告、圣洁、传福音和与世界分别为圣，对中国教会很有帮助。患难和十字架至此之后成为了中国神学的标志。
在20世纪后半叶，海外华人教会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首先是亚洲的华人教会，之后是北美和其它地方的华人教会。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强势很有信心，这种对计划和方法的信心也同样波及到教会中，中国教会也不例外。葛培理在1966年召开了柏林会议，于1974年召开了洛桑大会，使人目睹全球化的宣教教会，从六个大洲出发传往六个大洲。人人动容，备受鼓舞。在中国教会中，20世纪70年代，也诞生了许多新的事工，分别为神学教育（新的神学院）、辅导、青年事工、福音预工或文化拓展事工以及多媒体福音事工。随着华人教会在海外植堂，牧师被呼召出来，教堂奠基建立，不久也有了宣教预算：教会应邀支持各项不同事工，全部归类在“宣教事工”名下。教会相当繁忙，有许多要完成的事情，几乎每个平信徒都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参与神在世界上的工作。
但是华人教会的境况其实并不容乐观。特别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的实用主义让教会弱化信仰和教义。我们更加注重“以客为本”（user-friendly）和“有效策略”（strategically effective），超过忠于交付给圣徒的真理。我们就像教会增长学校的创始人马盖瑞（Donald MacGavran）的宣教思想一样，认为我们已经知道福音是什么，剩下的挑战就是该如何把神的道传遍世界。教会在圣经是神默示的和神话语的无谬及无误性上变得松懈。中国教会对跨宗教对话开放，与此同时，并没有着重强调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救主。（我们的神学院教授和神学杂志也反映出这种思潮）教会不加批判地引进世俗的市场营销和心理学的观念。今天的教会和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世界已经进入了教会。我们陷入的正是1974年洛桑会议对教会的警告：“教会在世界中，但是世界绝对不能在教会中。”
我们让理念的“积极结果”来确定理念的正确与否时，就对我们信仰的内容失去了约束。这就是今天中国教会的现状，至少很大部分中国教会是如此。我们想要成为务实者，我们要看到结果，但是结果会把我们带进属世和不信的思想与生活模式中。
超越实用主义：回归真理的呼唤
中国人很实际。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具备两个元素：神秘主义和实用主义。中国人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表现在人与自然的相交，艺术和文学也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实用主义表现在孔子认为君王应该以德而治（而不是凭借法律的力量）。神秘主义加上实用主义就衍生出来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行为准则，统治者以迷思（myth）治理，民众（被统治者）以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应对生活。实用主义的中国版是活过这个冬天，这样农民能够有粮食给地主缴租，还有余粮够全家明年的吃喝就行了。随着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实用主义变成了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动力。科技和军事的强大及经济的现代化，不仅是1976年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的目标，而是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同治中兴，1862-1874）以来就有的目标。因此，中国教会的实用主义就有了双重动力：中国传统的推动和西方宣教士的推动。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呢？面对大行其道的实用主义，我们还有其它解决方案吗？是的。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从神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最实际的事情？什么是人生最实际的事情？
倘若我们把旧约和新约放在一起研读，我们就会发现，神启示的话语重点强调敬畏神、认识神和智慧，还有像顺服、信心、敬拜、服事和遵守“约”之类的词也很重要。使用圣经索引对这些词进行研习，或者找一本好参考书对这些词加以了解，像《圣经新辞典》（The New Bible Dictionary）或《新国际新约神学辞典》（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都可以。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神对他子民的计划中，他首先要我们敬畏他，亲身认识他（头脑和心灵都参与，而不仅仅只使用其一），服事他并顺服他的命令。传福音和宣教是顺服神命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是服事神的全部，宣教是教会目标的一部分，但宣教并不等同于教会。
在实用和实际的热潮中，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和越来越迫切的需要中，教会失去了要忠心、安静地、平凡地顺服神和敬畏神的异象。只有当教会年复一年、连续多年系统和忠心地教导圣经，才会出现这样的稳定性和自律性。没有任何惊人的魔术配方能够保证马上见效，只有在神的子民定意全面系统地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的所有层面，并在其过程中探索，明白讨主耶稣基督喜悦的真义，才能逐渐产生结果。牧师、长老、执事、辅导老师、主日学老师和带查经教师必须要坚持这个根本目标。
更基本的是，我们每一代人都必须回归到圣经中，发掘福音的真义。这是个迫切的任务（虽然看似并不迫切），因为假宗教、人本主义哲学观以及各种形式的无神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不断攻击真理，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也并没有不同。我们不能放松下来，“认定”我们已经知道福音是什么了，然后不加思索地接下去讨论我们该如何“完成工作”。为福音定义和辩护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落在我们身上，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和托付。
当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整体会众，都敬畏、顺服和服事神，世界上的人逐渐会注意到。当我们忠心大胆地宣扬真理，为真理辩护，抵挡各种形式的无神论，世界也会注意到。传福音和宣教成为我们受过这样训练的头脑、心思和生命的自然延伸。战略、方法、步骤和推动方案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只有根基稳固了，战略和项目才会发挥作用。我们选择战略和项目的一部分理由则取决于这些方法是否与神的话语保持统一，不仅是方法，也包括方法论。因为方法本身并不是中性的！
什么是人生最实际的事情？歌罗西书1:9-10和腓立比书1:9-10与箴言和传道书遥相呼应：人生最实际的事情就是获取智慧和知识，好让我们结果子，讨神喜悦，让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上达我们天上的父面前。
那些向所谓的宗师“取经”的人，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