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亦文
九月
“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
——哈该书2:19
说到戴德生，我们通常只知道他是一个信心差会（Faith Mission）的创始人，而往往忽略了他在布道与解经方面的恩赐。《亿万华民》提供了有力的明证：那些由戴德生执笔、编辑的文章，在133年之后，仍不失为出色的讲章。
戴德生不仅善于把陌生的福音传给中国人，也很善于把陌生的中国介绍给西方人。比如，9月号的《亿万华民》上，特意印出了Ebenezer 和Jehovah-Jireh的汉字。这两句经文的中译虽然早已有之，但用对联的形式将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是内地会独创的中国特色；而戴德生用汉字来吸引读者重读这两句经文，更因为其中包含的属灵含义，恐怕只有善用时态的西方人才能心领神会——“以便以设耳”（即“以便以谢”）是以现在完成时来感恩，因为“从起初到如今神都在帮助我们”；数算过去的恩典，自然引发了对未来的展望，“耶和华以拉”（即“耶和华以勒”）便是以将来时来表达盼望，因为“神必预备”未来所有事工所需的人力与财力。
当时中国的人口为4亿，为了激励英国教会对中国有更大的负担，戴德生运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数字概念把中国福音化的迫切性表述出来：4亿人可以让你从1875年9月1日开始数起，日以继夜地数12年，即一直数到1887年的9月1日，也不能数完；4亿人可以手拉手从地球一直排到月球，或者围着赤道绕10圈；4亿人中平均一天要死33000人，就在你开始阅读这份月报的片刻，也许已有一百多个灵魂进入了永恒的世界。[1]
在《中华归主》这篇信息中，戴德生用神在哈该书中对犹大人说的话激励他的读者。“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这句话，不是对一个人的应许，而是对一群人的应许；领受祝福的人群，并没有常年忠心事奉的功劳，甚至几周前仍然冷漠悖逆，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先知的责备带来了悔改与复兴；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垒起第一块石头，神便迫不及待地将祝福浇灌下来。戴德生问，既然神是如此愿意祝福我们，为什么有的祷告不蒙垂听？宣教不结果子？造就教会不见果效？——“因为那些在街头篱下的未被召聚[2]；因为海外的亿万之众未被得着。神不能、不会、也不愿祝福那些活在不顺服中的人。”[3]戴德生再次提醒读者，在中国亿万之众的问题上，西方教会没有商量的余地，主的大使命包罗万民，简单明了，无可推诿。文章在有力的排比反问句中结束：“你为亿万华民做过什么？你正在为他们做什么？你准备为他们做什么？”[4]只要教会还在对海外宣教装聋作哑，神的祝福便一天无法浇灌下来。
昔在今在的神，不仅对公元前6世纪那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说话，对19世纪的英国教会说话，也同样对21世纪的华人教会说话。全世界的未得之民何止4亿，在普世宣教的问题上，神何时可以对我们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5]
“中国内地会的运作模式”[6]
在神的应许与祝福中，戴德生得到了“使徒的安息”；面对中国的亿万华民，戴德生却经历着“使徒的不安”。内地会不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差会，却在短短二、三十年里成了中国最大也最有影响的西方差会。主要原因便是它的创建人与继承者紧紧抓住最初的异象：将福音尽快地传遍中国。戴德生认为，使徒行传中记载的模式，便是从一个新建教会迅速挪向另一处。以中国之大、华民之众，大量宣教士滞留在屈指可数的通商口岸，一方面是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这些自由港的所谓西人基督徒社团中，不少人的道德操守还不及周遭的本地人，宣教士与他们杂居一处，反叫使命受亏损。[7]
当然，戴德生也意识到，早期使徒之所以可以在地中海沿岸迅速拓展教会，是因为有大批熟悉旧约真理的犹太信徒和原有的长老制度可以倚重，而中国这个宣教禾场则不具备这些条件。[8]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应该是：由两名宣教士和两名当地信徒结伴进入每个未得之省，通过巡回布道的方式由省城、而府城、而县城地循序渐进。[9]
戴德生以浙江省的事工为例，回顾内地会如何先在省城杭州立住脚跟，再在浙省下属的四府建立福音站，并以此为根据点将福音以最快的速度渗透到全省的四十八县。以杭州为大本营，内地会的同工沿运河北上，将福音传到江苏北部；又沿扬子江把福音传到安徽、江西和湖北。在内地会的52个宣教站的驻地里，绝大部分没有其他宣教士或西方人居住。但是一旦其他差会的同工愿意接手，长期精耕细作，内地会往往会从已建立的教会中抽回人力，转往新的地区开荒。除了“功成不居”之外，“羊以群分”是内地会的另一特征。在这个跨宗派的差会里，同宗派的宣教士被尽量安排在邻近的区域同工，加上内地会当时覆盖的区域已经非常广大，几乎不会因为教义上的差异而产生矛盾。[10]
9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的来自江苏麦卡悌（John McCarthy）的信为戴德生的文章作了绝佳的注脚: 鲍康宁（Fredrick Baller）和他的妻子——“兰茂密尔团体”的女宣教士包美丽（Mary Bowyer）——仍在焦急地等待金辅仁（George King）的到来，以便结伴前往安庆，发展那里的福音站。鲍康宁夫妇的空缺将由卫养生夫妇（Mr. & Mrs. James Williamson）填补，这样，孀居的童跟福夫人就不会太孤独了。安徽省凤阳、宁国和徽州三府的事工刚刚开始，消息传来，从杭州去的两位弟兄在那里辛勤耕耘了六七个月之后，徽州府台终于同意他们成立教堂。[11]
安徽徽州的居留问题刚刚解决，浙江处州（今丽水）的居留却出了问题——曹雅直在信中为他的同工担心：“蔡文才（Josiah Jackson）已赶往处州，因为当地同工所租之屋惹了麻烦。保住处州的福音站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如果我们得到它，就得到了进入十个县的道路；如果失去它，也就失去了它们’”[12]。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嘉理事件的大背景下，同为英国人，戴德生、麦卡悌、曹雅直在提到宣教过程中的重重困难时，从未像母国的驻华大使威妥玛那样付诸武力或外交威胁，而是呼吁更多、更合一、更恒久的祷告。靠神而不靠人，祷告而不控告，是内地会另一过人之处。
南京的使徒
接连两期的《亿万华民》都向英国读者介绍中国的南京。这个曾被十个朝代立为首都的城市，到了清朝，仍然保持着东南重镇的地位。管辖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的两江总督在此建衙开府，《红楼梦》中贾府的原型江宁织造府也设在此。1853年，太平天国北上的头等大事，就是建都南京，改名天京；入驻两江总督署，改名“天朝宫殿”。
六年后（1858）签订的《天津条约》把南京列为开放口岸。
十一年后（1864）的7月，“天京”被清军攻陷，几成废墟。
十四年后（1867）的9月18日，一名西方宣教士带着和平的福音来到了百废待兴的南京古城，“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他，就是兰茂密尔团体十八名宣教先驱之一的童跟福。那年，他从杭州到南京开荒，按英国领事的指示，先拜谒地方官。刚平定了“拜上帝会”的长毛，又来了个“传耶稣教”的洋鬼子，官府自然大为头痛，所以一面应允他，只要租到房子就可以留下来，一面却暗地传话，不许人租房给他，也不许客店接待他。[13]在这种情况下，童跟福唯一能找到的栖身之处便是鼓楼上的一间斗室。后来，有个手艺人肯把自己的作坊分租给他，他白天在铺面向行人传道，晚上就睡在店铺底下。再后来，童跟福租到一套合适的房子，但是搬进去后不久，反对的声浪便高涨起来。童跟福自动放弃继续居住的权利，退回原来的小作坊。又过了很久，他才在城南先租后买、建立了一个福音站。
9月号的《亿万华民》上，追忆了童跟福早年的一件往事。在中国旅行，随身带大量的金钱是极不明智的，童跟福来南京时带的那点钱，不管他如何精打细算，也有用完的一天。南京的钱庄给了他两个杭州代理处的名号，让内地会总部通过这些代理处向南京汇款。但是，杭州总部打听下来，这两个代理处，一个已经倒闭，另一个也搬走了。总部的同工写信把情况告诉了童跟福，却仍无法及时寄钱给他。他那已信主的仆人把工钱里省下的五元（相当于一磅）奉献出来维持主人的生活，但这五元钱也很快用完了。囊空如洗的童跟福仍然像往常一样出门，在南京城里大街小巷、茶馆闹市里宣讲“有能力拯救”的那一位。晚上，当他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栖身的陋室，迎面碰上笑脸相迎的仆人：“噢，先生！神没忘记我们，路惠理（William Rudland）先生送钱来了。”原来，正当总部的同工为汇款的事发愁时，路惠理意外地提前回到杭州，听到情况，便立即带钱上路。途中遇到河堤决口，水流极慢，路惠理只能弃舟登岸。虽然走陆路又累又贵，却使他比坐船提早四天到达目的地；而那一天，正好是童跟福主仆二人“弹尽粮绝”的日子。[14]
1872年，童跟福因病返回英国，翌年病逝。这篇文章刊登之际，离童跟福初抵南京已有八年，离他逝世也已有两年。据史料，童跟福是石匠，路惠理是铁匠，但神使用这些卑微的人成就了大事，如同他使用做木匠的主一样。历史没有告诉我们，童跟福那石匠般强壮的体魄，是如何在短短六七年间被中国这个巨大禾场消耗殆尽的。我们只知道，童跟福病逝后，他的遗孀仍留在江苏另一个重镇镇江服事中国人。
童跟福在南京住了五年，洪秀全则住了十一年；童跟福住在手艺人的小作坊，洪秀全则住在两江总督府；一个为天上的国度开疆拓土，另一个为地上的天国翻天覆地；一个被遗忘在尘封的档案室里，另一个则成了近代史上大书特书的人物。然而没有人能断言，究竟谁对这个“十朝都会”的影响更深远。
三名生力军
内地会的历史，是前仆后继的历史。老的宣教士病了、死了、退休了，或被派遣到新的禾场拓荒，谁来接替他们呢？9月号的《亿万华民》上，用一整页的篇幅报导了7月下旬为三位宣教士举行的八场欢送会。这三位宣教士分别是毕业于东伦敦宣教士培训学院（East End Training Institute）的雅各布•卡梅伦（James Cameron）、乔治•尼科尔（George Nicoll）和来自创业之家（Home of Industry）的乔治•克拉克（George W. Clarke）。
诸多通讯中剪辑自《圣言与圣工》（Word and Work）的报导颇为感人：在迈克福森小姐（Miss MacPherson）的“创业之家”（Home of Industry）[15]每月的常例聚会上，迈小姐心潮澎湃，因为“神在葡萄园角落中赐给她的第一颗灵魂的果子，现正整装待发前往异国宣教”[16]，这颗果子便是克拉克，后来他有个特别的中国名字——花国香。在过去的八九年间，克拉克早已在这个福音机构成了迈小姐的左右手，并在美国和加拿大勤工俭学进修了三个冬天。
《亿万华民》也转载了《基督徒报》（The Christian）上有关7月23日在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举行的送别聚会的详尽报导。会上，戴德生向会众介绍了内地会的事工，随后，卡梅伦首先致辞，他给人的印象是“高大、强壮、精力旺盛的苏格兰人，言之有物，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富有教养、满有智慧、具备属灵洞察力的人”[17]。这个后来被称作贾美仁的苏格兰人，到中国的第二年（1876）便前往四川巡回布道，一年后（1877）又自重庆步行至巴塘，下大理，入八莫，经广东返回重庆，足迹遍及清朝十八省的十七省。
第二位发言的是尼科尔，他发言不多，却严肃感人，与他一起前赴远东的还有他那丧母的儿子。[18]几年后，这对将自己献在祭坛上的父子感动了一名叫M. A. Howland的女子，后来她成了尼科尔的妻子——彼时，他已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李格尔。他们夫妻同行，继贾美仁之后，在四川巡回布道并留在重庆，1879年，李夫人成了第一位定居重庆的西方女子。
第三位发言的是克拉克，报导者特别提到他所服事的小区：斯庇弗德（Spitalfields）——伦敦东区的贫民窟。1832年的霍乱流行，1888年“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的连环杀手案，使19世纪末的斯庇弗德成了都市贫民、无家可归、治安混乱的代名词。然而，正是“斯庇弗德经验”所赋予克拉克的勇气与气魄，使他和妻子（Fanny Rossier Clarke）在五年后（1880）成为中国贵州第一对定居的宣教士。
该晚聚会的信息则来自一位名叫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Reginald Radcliffe）的先生，当他屈膝为三名宣教士祝福祷告时，全场回荡着此起彼伏的“阿们”之声。12天后（8月4日），三位新宣教士乘坐“福洛堡号”（Fleurs Castle）离开了英国——贾美仁服事了中国人17年，李格尔服事了中国人30年，花国香服事了中国人44年。
十月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11:28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 马太福音28:19-20
“来”与“去”
10月号《亿万华民》的《中华归主》一栏，引用马太福音的两节经文作为本期的信息：不仅罪人要到主这里“来”得救恩，主的仆人也要到主这里“来”得安息。神从未对担重担的仆人们说：“去，继续劳苦”，即便面对四五千人，主也愿意供应：你们无需离去，来！此时此地我便喂养你们。很多为主做工的人，即便没有来自神的信息，仍勉强分享，结果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19]作者感叹说：“如果他们先到主这里来得安息与活水，结果将是何等不同！——水在心中满溢，便会自然而然化作江河，无法抑制地涌流出来”[20]。但是，“‘来’的本意并非排除‘去’，而是为‘去’作装备。”[21]“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在主里成为一体的目的，是为了被主差遣出“去”，使万民作主门徒。
“劳作”与“果子”
接着，作者又作了一个对比：“‘劳作’和‘果子’之间有着奇妙的区别：劳作没有生命；而果子有生命，而且自身藏着种子。葡萄枝从来无需忧虑，无需劳作，也无需为了阳光雨露而东奔西颠——它只需安息在葡萄树的怀中享受它的供应，到了恰当时间，通过恰当的方法，就能在枝上找到恰当的果子。”[22]当枝子的生命完全被树充满时，便能在万民中结出丰盛的果子；而且“当我们浇灌别人时，我们自己也被浇灌”[23]。
“中国”与“基督”
华人教会常常引用戴德生那句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引用时，往往省略了后半句：“——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不错，戴德生成立的是中国内地会，不错，戴德生为之魂牵梦萦的是“中国福音化”，但他心中“中国”的分量，从未超过“基督”的分量。具有国度眼光的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事工无论多么艰巨与宏大，只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在介绍完中国宣教现状后，他仍有恢宏的心胸“喜悦且感恩地接受这一事实：很多不能亲身去中国，和未蒙召前往中国亲口宣告救主之爱与救主之死的人，把中国的需要在祷告祈求中带到神的面前。”[24]
戴亨利的河南之行
10月号的《亿万华民》开始连载戴亨利河南之行的日记：在江、浙一带巡回布道，可以借助运河和长江，而从湖北到河南，却只有艰辛的陆路。戴亨利和张传道于4月3日从湖北汉口出发，经过11天的晓行夜宿才到达河南边界。清朝的河南行省领有九府五州九十六县[25]。戴、张二人第一个目的地是河南南部的汝宁府。
4月12日，他们在日头下的土路上步行了25英里（75华里），而当晚能找到的栖身之地竟是一座破庙。“庙里的地上，堆放着许多垃圾，包括许多神像的残骸，缺头少臂。哦！看上去都既可笑又可怜！我向张传道指出：‘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同胞所拜的神。他心领神会，且大受触动。当进入200码之远的市镇时，他召聚了一群人，情词迫切地告诉他们，跪拜庙里那些东西是何等的愚蠢和邪恶。围拢听道的人毫无反驳的意思。你也许会觉得，从他们提起偶像时那种轻飘的口气来看，他们其实根本不信这一套。”[26]
4月13日，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正阳的县城，正阳早在西汉便已设县，史称“膏粱丰腴之地”，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之誉。因为不是按天领钱，推车的苦力急于继续赶路。戴、张二人将此事付诸祷告，很快，下起雨来。土路一淋雨便泥泞难行，苦力们只好顺从“天意”。“当神的引导如此明白时，他的祝福便大可预期。无需多久，全城的人都知道来了个洋人，人们蜂拥进来‘看’我，但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赐给他们‘听道’的耳朵。在我们讲累之前，他们都在聆听，认真的程度可以说超过了一路上所有的听众。神感动我们，他们也似是被同一个灵感动，我们看到眼泪从其中一些人的脸上流下来，不完美的表达并未削弱神话语的果效。”[27]
第二天，店主拒绝过多人涌进客栈，戴、张二人便出门找到一片空地，背靠墙壁讲道。这下，听众增加到几百人。一直讲到声嘶力竭，两人开始出售福音书册，短短几分钟内，便抢购一空。很多人跟随他们回到客栈，因为店主每次只肯放几个人进来，使他们有机会做个人布道的工作。依依不舍离开正阳，大约在4月16日，他们经过马乡，黄昏时分，在夕阳的余晖中望见了汝宁府的城墙。
也许正是阅读戴亨利的宣教日记，才引出了戴德生本期的信息：宣教士的身体力行真实地展示了“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意味着什么，戴教士和张传道若不是常到主这里“来”得力量，如何能担负“去”传福音的重担？若是风餐露宿，起早摸黑，在破庙栖身，与鸡鸭同眠只是戴、张二人的“劳作”，没有人能坚持很久；但如果这些劳苦，是他们属天生命自然流露的“果子”，那么，日复一日向不同的人群重复宣讲同一位救主便成为享受。若只是为了“爱中国”而来中国，宣教士很快会被中国和中国人的不可爱吓跑；若是为了“爱基督”而来服事中国人，被召的人才会永不放弃。
索乐道的日记
戴亨利的河南日记自本期起开始连载，而索乐道的日记至本期已告尾声。范明德和索乐道两人自4月6日从英国的格拉斯哥启程，5月14日到达缅甸仰光。在民航普及的今天，我们往往觉得19世纪的海上旅途是无奈的浪费，然而真正的基督徒，可以随时随地成为光与盐。我们很难锁定范、索二人开始事奉中国的时间，因为早在他们的脚踏上中国之前，他们的心早已随着祷告临到了广袤的神州。
在母国家乡，他们曾领人归主；在中国异乡，他们将领人归主；在从家乡到异乡的旅途中，他们仍然领人归主。做基督徒，永远不应有周末，也永远不应有年假，因着他们的祷告、见证和布道，主在38天的旅途中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旅途中最后一个主日（5月9日），索乐道以救恩之道为信息，会众中有一人跟着他返回船舱取书册，并对他说：“今天的主日敬拜十分感人：我已决定跟随耶稣。”于是两人一起流泪下跪，向神献上感恩。当天下午，索乐道又和几位乘客谈道，其中一人迫切想得到救恩。晚上，两位宣教士被船上的基督徒邀请同唱赞美诗，索乐道又花了很长时间与众人分享，并为一位举手的信徒代祷。散会后，另有两人跟着他们不肯离去，其中一位的母亲已为他祷告多年，另一位曾经决志。两位宣教士与他们促膝谈心，直到他们都接受了基督，彼时，已是深夜10点。[28]
可以想见的，这两位宣教士，在用母语传讲耶稣时是何等自如，然而他们宁可选择投入年月与精力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到一群习俗迥异，甚至抱有敌意的人群中去。“英国是基督教国家”的概念使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自马礼逊的时代到戴德生的时代，以及在这之前之后的很多时代，英国的属灵需求始终非常迫切，很多地区和中国一样庄稼多、工人少。如果英国教会也像绝大多数华人教会一样，把向本族本家传福音与普世宣教等同起来，索乐道和范明德完全可以安于做英国水手和乘客的“随船牧师”，将由缅入滇的使命无限延期下去。历史没有假设，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英国的基督徒等到福音传遍祖国后，才着手海外宣教，今天的中国将是何等光景？今天的世界将是何等光景？将心比心，我们今天也不能以“福音尚未传遍华人世界”为理由，漠视海外宣教的使命。
索乐道的日记到5月14日为止，他和范明德两人早已在无数代祷中，于9月间开始探索北上入华的路径。10月号《亿万华民》上刊登了一封友人之信：
“自我们结识以来，尤其当我听到你已前往八莫、准备从西路进入中国后，我经常想到你，也经常为你祷告。我们事奉的是一位高贵的主，完全值得我们为了他、也靠着他的力量尝试大事。无需置疑，你的任务充满艰难困苦，但是神是苦难中的神，他在苦难中的帮助使我们更能经历他的真实和宝贵。”[29]
饱尝跋涉之苦的范明德、索乐道二人，在缅滇边境收到这封后方来信，该是何等受激励啊！与此同时，驻华英使威妥玛（也许名义上也是位基督徒），仍在以马嘉理事件为由向清政府施压，提出优待公使、整顿通商、扩大边贸三大要求，迫使清廷最终全部让步。在10月号《亿万华民》问世时，他第二次离京赴沪，安排赴滇观审的人选。
江西的使徒
1868年，高学海（J. E. Cardwell）与妻子来中国前，便一心想到江西传道，但却被差派到浙江台州工作。到台州后，他的健康很快受损，同工们劝他回英休养，但他无法忘却对江西的负担。1869年12月，他终于来到了代祷多年的江西九江。当时，美以美会的赫尔利牧师是九江、也是江西全省唯一一位宣教士。赫牧师接待了高学海，高教士的健康也奇迹般地复原了。1871年3月，高学海开始沿鄱阳湖巡回布道，途经省城南昌。到1872年9月，他已到过102个乡镇、卖出1500份福音书册。1873年7月，大姑塘设立福音站。[30]
1875年，高学海回到英国，在10月号的《亿万华民》上，与读者分享他临行前造访各福音站时出现的预想不到的事[31]：这次与他同行的中国助手，充满热心和迫切，竟然无法停止向自己的同胞宣讲耶稣，生命的活水从他口中涌流不断，高学海反而没有机会插话。内地会的记录中失佚了高学海的生卒年月，也没有留下他终止事奉的日期，也许，这位江西的使徒，再也未能回到他心爱的九江。
生力军的平安抵达
读者是否还记得，《亿万华民》7月创刊号上，刊登过一则消息：金辅仁教士于3月15日离英赴华，预期在7月抵达上海。10月号的《亿》刊告诉我们，这艘船在新加坡附近的海域上触礁，无法继续前行，所以金辅仁只能改乘另一艘船，于7月14日抵沪，在去年刚成立的上海总会办事处停留了两天，就赶赴鲍康宁的福音站[32]，因为他们早已在盼望这位新同工的到来，一起结伴前往安庆。
也许，鲍康宁夫妇在从江苏到安徽的路上，会向这位新同工描述“安庆教案”的始末：安庆为安徽首府，1869年三月，宓道生和卫养生从镇江来到安庆，在北正街西右坊租下15间民房，取名“圣爱堂”；同一时期，法国天主教韩石贞（Plerre Hende）神甫也到安庆建堂。城里一下子出现了三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安庆人开始不安。农历五月，湖南反教揭帖传到安庆，时值府院考试，安庆府各地文武考生情绪被挑动起来。九月间，考场附近贴出揭帖，约期拆毁教堂。九月三十日（11月3日），宓道生和卫养生前往府署，要求查办闹事者，被考生和民众围阻。武举王奎甲率众把英法教士的住所一起捣毁。宓、卫二人避入府署呼救，韩石贞则连夜乘船逃往上海。事后，法驻华公使罗淑亚率兵船六艘赴沪，又以四艘赴南京，两艘经安庆、九江至汉口查办教案。清政府命两江总督马新贻迅速结案，签订《南京协议》，赔款惩凶，拨地建堂。[33]
虽然损失最大的是内地会的宣教士，获利最大的是得理不让人的法国神甫，历史教科书上提到安庆教案，仍习惯把受害人宓道生和卫养生列为“肇事者”。事实上，两人除了重返安庆时，承蒙官府出告示保护外，并没有为自己或差会苛求任何好处。1875年的安庆教会已初具规模。但谁也不能保证，金辅仁来到中国后的第一个工场，安庆，已真的像她的名字一样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1] 引自“China’s Millions—Our Heading”，i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September 1875, Vol. 1875–1876, p.27。
[2] 作者这里用的是路加福音14:23的比喻：主希望他的工人能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召聚人赴筵。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中“岔路口”一词的原文为highways，戴德生的同时代人用英王钦定本圣经。
[3] 引自同期“China for Christ”，p.29。
[4] 出处同上，p.29。
[5] 出处同上，p.29。
[6] 原文标题：“Plan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p.31。
[7] 出处同上，p.31。
[8] 出处同上，p.31。
[9] 出处同上，p.31。
[10] 出处同上，pp.31-32。
[11] 引自同期“A letter from Mr. McCarthy to a Friend in England”，p.30。
[12] 引自同期“Casting away idol”，p.31。
[13] 参看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道声出版社，2001年，第488页。
[14] 引自同期“Timely aid”，p.26。
[15] Miss MacPherson于1869年创建了Refuge Home of Industry, 宗旨是帮助英国伦敦贫民窟的流浪儿童及家庭学会谋生的技能，并安排他们移民到加拿大。详情可参看： Clara M.S. Lowe, A Record of Miss Annie MacPherson’s work at the Home of Industry, Spitalfields, London and in Canada, Project Gutenberg, 2003.
[16] 引自同期“Valedictory meetings”，p.36。
[17] 出处同上，p.36。
[18] 出处同上，p.36。
[19] 引自“China for Christ”，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ober 1875，Vol. 1875–1876, p.41。
[20] 出处同上，p.41。
[21] 出处同上，p.41。
[22] 出处同上，p.41。
[23] 出处同上，p.41。
[24] 引自同期“Special Notice”，p.44。
[25] 清朝恢复行省制度，省下为府，再下为州、县。九府为开封、归德、河南、南阳、汝宁、陈州、彰德、卫辉、怀庆，五个直隶州为郑、许、汝、陕、光，加上淅川直隶所。
[26] 引自同期“Pioneer Work in Honan”，pp.46-47。
[27] 出处同上，p.47。
[28] 编译自同期“From Glasgow to Burmah”，p.48。
[29] 引自同期“A Letter to a Missionary”，p.49。
[30]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89-490页。
[31] 引自同期“Zeal of a Native Evangelist”，p.41。
[32] 引自同期“Arrival in China”，p.49。
[33] 参见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89页。另可参：A. J. Broomhall（海恒博）,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Carlisle, United Kingdom: Piquant Editions中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