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阿盟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罗14:23）
“任何人若声称罪人唯独因信称义……当受沉沦咒诅。”
（天特会议称义法令第九条）
一、引论
1539年，即马丁•路德1517年在德国维腾堡（Wittenberg）教堂大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从而掀开宗教改革运动大幕的22年后，在第二代改教领袖约翰•加尔文和罗马教会枢机主教雅各布•沙杜里多之间曾有一次不期然的通信往来，双方阐述了各自阵营的神学立场，并向对方提出了质疑和抨击。说这次通信是“不期然的”，因为沙杜里多这封注明为1539年3月18日的信，并非是给加尔文本人的，而是给日内瓦行政长官、议会和公民的公开信（p.29[1]）。当其时，加尔文本人并不在日内瓦，他直到当年8月中才辗转看到这封信，并受命代表日内瓦做出书面回复。最终，他完成了这封名为《答沙杜里多书》的回信（p.19），落款于1539年9月1日。
鉴于写作的时间、背景及作者的代表性，这两封信成为研究宗教改革运动，理解当时改教者和罗马教会之间的信仰关注点与分歧的重要文献。本文将首先介绍沙杜里多致信日内瓦的缘起，然后分列这两封信各自的陈述要点，最后，尝试做出一些评价和反思。
二、日内瓦的信仰危机
沙杜里多致信日内瓦，与此前加尔文和另一位改教家法雷尔（Guillaume Farel, 1489-1565）被日内瓦驱逐出境有关。而这要从这个城市是如何转向新教说起。
16世纪以前，日内瓦由日内瓦主教和萨伏依公爵（Duke of Savoy）统治，两者分别为日内瓦之dominus（主）与vice-dominus（共主）；日常行政管理则由市民选出的四位行政长官和三个议会负责，分别是小议会（the Little Council）、60人议会（the Council of Sixty，后又成立200人议会，p.13）和总议会（the General Council）。15世纪中期以后，日内瓦主教之职实际由萨伏依家族掌控。16世纪，日内瓦人在自治问题上和公爵争端渐起。1526年，日内瓦与伯尔尼（Bern）和弗莱堡（Freiburg）结盟（后者因持守天主教立场于1534年退出联盟），该联盟成为日内瓦抵挡公爵（以及投靠公爵的主教）数度（1530、1534-1536）的军事进攻，争取自由的有力后盾。在此过程中，新教也在日内瓦开始了“咄咄逼人的”（p.13）传播过程。伯尔尼于1528年接受了慈运理的改教，从此热心于向周围地区宣教。他们所派遣的法雷尔及维雷（Pierre Viret）的传教工作在日内瓦导致了两次公开辩论，1535年8月的第二次辩论促使200人议会废止了弥撒。这成为日内瓦开始正式转向新教的标志。1536年5月21日，日内瓦全体公民在大教堂宣誓接受新教信仰，从此“按照福音和上帝的话语生活”（p.15）；当年8月，伯尔尼承认日内瓦独立。
就在此时，1536年7月，一位年轻人正在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路程中，恰好经过日内瓦，原本只是要小住一晚，却被闻讯赶到的法雷尔强行留在了日内瓦参与事奉。这个行动开启了宗教改革的新篇章。这人就是时年27岁的加尔文，四个月前，他刚刚出版了《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正如争取独立的过程，日内瓦的新教运动也是以激烈的（包括身体的）冲突开始的。1537年11月，总议会拒绝实施加尔文根据《要义》制定的要理问答，拒绝宣誓效忠新的信仰告白；接着，200人议会否决加尔文和法雷尔对不顺服的信众有开除教籍（excommunication, p.17）的权力[2]，而加尔文等则拒绝日内瓦议会的要求，接受伯尔尼所规定和试图推广的敬拜礼仪。最终，日内瓦议会决定解除这些麻烦的、试图控制他们的外国人的职务。1538年4月25日，加尔文和法雷尔在勒令之下离开日内瓦。
由此，这个刚刚为着灵魂和肉体的自由，在伯尔尼的帮助下通过浴血奋战而最终转向新教阵营不到两年的城市，在信仰立场上再一次陷入前途不确定之中，何况亲天主教的力量在日内瓦仍然存在，整个局势毫不奇怪会燃起一些人的希望，也许日内瓦有可能因此回归罗马天主教会。沙杜里多的信正是写于此时。
三、沙杜里多和《致日内瓦人书》
雅各布•沙杜里多枢机主教（Cardinal Jacopo Sadoleto，1477-1547），生于意大利的莫地那（Modena），1513年教宗利奥十世（Leo X）当选后任教宗秘书，1517年起任法国南部距阿维农不远的卡庞特拉（Carpentras）主教，1536年晋升为枢机主教。他是当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家之一，曾与伊拉斯谟为挚友（pp.8-9）。1527-1536年实际住在卡庞特拉期间，他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些神学作品，包括一本罗马书注释，在其中，他集中关注了称义的问题，试图调和上帝恩典的作为和人的自由意志。他过于高举人的自由和轻忽先在恩典（prevenient Grace）的神学招致了索邦（Sorbonne）和罗马一些人士的批评。（pp.9-10）
沙杜里多也是罗马教会中的改革派人士，致力于回应新教的挑战，主张革新教会，杜绝神职人员的腐败等积弊，复合分裂的教会。1536年，以孔塔利尼（Gasparo Contarini）枢机为首，包括沙杜里多在内的一个九人委员会受命成立，并于次年3月向教宗保罗三世（Paul III）提交了一份《教会改革计划》（Consilium de emendanda ecclesia），从而为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作了预备。（p.10）他也曾和一些改教家如梅兰希顿、马丁•布瑟等建立联系，尝试与他们对话，正如他对萨伏依的乔治公爵所说的：“我只是想劝人和好。”（p.11）
因此，沙杜里多致信日内瓦，首先就表明他“为的是你们的益处，而不是我自己”[3]（p.31），即“为他们自己的灵魂赢取救恩”[4]（p.32），这是他和日内瓦“亲爱的兄弟们”共同的关注。毫不奇怪，沙杜里多对日内瓦人的劝说从“称赞永福”开始，且“占据全书信三分之一的篇幅”（259页[5]），日内瓦人的信仰选择与追求自由的政治、军事行动紧密联系，加尔文被驱逐也和日内瓦人不愿放弃权益相关。沙杜里多不厌其烦地表明，对人而言，真正乃至唯一重要的，不是任何地上、暂时的事情，而是天上永远的福气，是人灵魂的得救。灵魂如此宝贵，比万事更值得日内瓦人竭尽全力去寻求保守，不致失落。
因此所有人都应“相信基督，好得着我们自己灵魂的救恩”[6]（p.34），特别地，“这一完全、永恒的救恩是唯独借着对神和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成就的”[7]（p.35，粗体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就此，沙杜里多开始他第一段重要的神学论述：
段落一：论因信称义的错误
沙杜里多说到：
当我说“唯独靠信心”时，我的意思不是说……对神的一种单纯的信靠，……我坚信在基督十字架所流的血里我一切的过错都不被记念；这的确是必要的，也构成了我们就近神的第一步，但只有它还不够。[8]（p.35）
对于救恩，简单的信心是重要的第一步，但仅此不够。除了信神的作为，人自己也当有所回应，不必然是外在的行动，但应当预备好行善，显出在万事上都愿顺服神的渴望。这是所谓“真正的‘神公义的礼服’”[9]（p.35）。沙杜里多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句式来表达他“基督的工作”和“人的工作”是同等重要、一体两面的意思：
那么，如果神差来了基督，使我们靠着好行为，可以借着他而被神接纳，并且我们在他里面被建造，为要行善；无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对神的信心，就不仅仅是吩咐我们要信靠基督，而是要求我们信靠他，也在他里面行善或决心行善。[10]（p.36）
由此他定义信仰不单是“信”，而是还包括“望”与“爱”的整全概念，这其中最大的是“爱”：
因为信心这个词有着整全和丰富的意义，不仅包括简单的相信和信任，也包括盼望和顺服神的渴望，还有爱……这在基督里已经向我们完全显明了，……没有爱，我们无人可以得神的喜悦和接纳。因此，当我们说我们可以唯独借着在神和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得救时，我们认为在这个信心当中，爱从本质上当被理解为我们得救的首要和根本原因。[11]（同上）
段落二：论罗马教会的地位
沙杜里多除了争辩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之外，更竭力为罗马教会的地位辩护。神透过教会保守信徒的灵魂。无数殉道士的鲜血，无数博士的辛劳与智慧，无数勇士的真敬虔造就了有无上权威的、足以保守信徒在基督里不致失落的这个罗马教会。我们重生在其中，被抚养、引领、教导和坚固，即或谁（很不寻常地）被软弱所胜而跌倒，因为他的“对教会的信心”[12]（p.37），借着痛悔、认罪、补赎，他可以从教会那里被宣告神的赦罪而得以重新站立。因为教会，我们永远都不必担心找不到“神的怜悯与饶恕之所在”[13]（同上）。
沙杜里多抨击那种自以为有聪明，胆敢越过教会立场，僭夺教会权柄，蔑视教会法令的事情，指出谦卑于教会秩序和权柄之下的意义：“不但我们永远的救恩主要得益于谦卑，而且我们对天国所有的甜蜜和蒙福的盼望也主要由谦卑所支持。”[14]（p.38）他严厉地指出，对教会权威的谦卑或傲慢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最终后果：“那把天使从天上摔下来的骄傲，同样也阻碍着人的天路旅程。”[15]（同上）
行文至此虽只过半，沙杜里多已经完成了他的基本论证：没有什么比永恒的生命，比灵魂的得救与被保守更加重要的事情。少数败坏、自大、无知和亵渎之人，为要满足个人的私欲，不惜用显然荒谬、浅薄的教义，蛊惑日内瓦亲爱的弟兄们离开教会的权威带领和恩慈保守，这是将他们的灵魂置于一个何等危险的境地。如今，日内瓦人既已离弃加尔文等异端分子，就是那些损害他们永恒福祉的危险人物，就应当彻底回归罗马天主教，而不应留在新教阵营，继续将他们最为宝贵的生命置于失落的、悲惨与愚昧的境地中。
段落三：在主面前的自我辩护
沙杜里多进而施展文学手法，用两个人在神的审判台前各自辩护的形式，挑战所有跟随改教运动的人：现在有两条路，一条通向永生，一条通向永死，该选择什么不是很清楚吗？“凡跟从天主教的人不会在这方面受到任何定罪，这岂不是确定无疑的吗？”[16]（p.45）在这里，沙杜里多提出了他立论的根基——教会无误：
首先，因为教会是没有错的，甚至是不会错的，因为一直以来，她的全体、公开的教令和会议都有圣灵的带领。第二，即使她犯了错，或者说可能会犯错（然而这样说或者相信已经是不敬虔了），那在神面前怀着诚实和谦卑的心跟从他先祖的信仰和权威的人，也不会因这样的错误而被定罪。[17]（同上）
教会只有一个，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分裂基督身体的事情不可能出自神，只能出自撒但。裂教的行为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真正的基督徒，为自身永福计，也为神的心意计，都应竭力保守自己与教会的合一。在近结尾处，沙杜里多这样呼唤日内瓦人说：“你们或许恨我们的为人（如果福音许可你们这样做的话），但你们确实不该恨我们的信仰和教义；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们所说的，你们都要遵行。’”[18]（p.48）
四、加尔文和《答沙杜里多书》
在《致日内瓦人书》中，沙杜里多精彩地，是的，绝对是十分精彩、气势如虹地，甚至，按照现代的标准，过于华丽和繁复地阐述了他的立场。信中的议题是根基性的，值得所有基督徒严肃对待并做出自己清楚的回答，更不必说主教大人在信中所体现出的对罗马教会的信心与热爱。在当时的欧洲新教阵营中，无论神学素养还是历史地位，或还有几人够资格回应此类檄文，如马丁•布瑟或梅兰希顿，更不用说路德当时还活着（卒于七年后的1546年），但是能够代表日内瓦这座城市，以至少同样犀利的言辞和对上帝也许更如火的热情回复主教大人和罗马教会的，可能也只有加尔文了，何况此信所抨击的“敌人”首当其冲正是加尔文。
而当时，加尔文已经流落到斯特拉斯堡，在几乎一文不名的生活中牧养一个法国难民小教会。日内瓦感到必须回复沙杜里多，却找不到任何合适的人（3月），便将此信转至伯尔尼求助，但后者同样无能为力（5月），于是，伯尔尼决定由加尔文来回复（7月），最终，加尔文收到了信（8月中），提笔作书，写出了这份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文献（中文译本23, 900余字），用了六天时间。（p.19）
加尔文虽然也还击了沙杜里多对他和改教人士的人身攻击（“真可谓破口大骂”，第258页），但他很快将注意力转至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改教人士所面临的两个指控：1）背叛神的真道；2）离弃教会。（第259页）沙杜里多称日内瓦不应拒绝罗马的教义，加尔文则表明，改教人士的选择，正因为罗马所持的是错误的教义。
段落一：为因信称义辩护
首先，针对沙杜里多连篇累牍地探讨人的永恒福祉，加尔文的回应是：“一个人这么多想到自己，而不以彰显神的荣耀为其生存的主要目的，这就并不是健全的神学。因为我们生在世上，首要的是为上帝，而不是为自己。”（同上）以荣耀神为第一要务，这确实是加尔文及其神学的重大特点。但立意上的崇高，还不足以为改教做出辩护。若改教人士确实离弃了古时的真道，分裂了基督的身体，神的荣耀并不因此彰显。因此，加尔文立即指出沙杜里多的教会定义中有一个基本缺失——而那正是体现改教正当性最重要的一点。后者是这样定义的：
简单地下个定义，大公教会就是各地的，古往今来在世界每个地区中，与基督联合并认同的共同体，随时随地蒙那一位基督之灵的引导，对这样一个教会而言不存在什么范围，因为所有的部分都彼此连结，呼吸与共。[19]（p.41）
加尔文指出，沙杜里多一开始就犯了错误，把圣灵与圣道分开了：
你说教会乃是全地古往今来，凡在基督里连合为一，随时随地受基督的圣灵引导的人。这样说来，主的道，即主自己对我们指明为教会最明白的表记的道（粗体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到哪里去了呢？因为主看到人夸口有圣灵而没有主的道，既是何等危险，所以他说教会固然受圣灵治理，但为叫这种治理不是不稳的，主乃把治理合并于道。（第260页）
对于那“由基督的道和灵结合在一起”（第261页）的圣徒群体即教会，改教人士“否认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不但如此，我们敬重她为母亲，且愿意长留在她的怀抱中。”（第262页）他们不过“不满现今逸乐堕落教会的腐败情况，而力图改良它，使他恢复原来的光荣”（同上）。“那建立并保障教会的有三件事：即教义，训诫和圣礼，还可加上第四件事，即训练百姓之虔诚的礼仪”（同上），正因为罗马教会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失落或扭曲（包括圣餐、告解、圣徒代求、炼狱等），这才有了改革之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罗马失落了因信称义的教义。
如果说，对于因信称义，沙杜里多试图指出，对方错误地定义了“信”，那加尔文的回答就是，对方错误地定义了“义”：
倘若你持守圣经上所说称义的真实意义，你就不会感到困难。因为这并不是指人自己的义，而是指神的怜悯，不计较罪人的不义，反倒将义归给他。所以我说，我们的义乃是保罗所说的，即神在基督里，叫我们与他自己和好（林后5:19）。（第266页）
加尔文这样说并不是“不给善工留余地”（同上），“我们否认善工在称义上有什么地位，但我们主张善工在义人的生命中十分有地位。”（同上）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只能透过信心领受而不是靠行为赚得这样一个义/恩典。因信称义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因信蒙恩”。在加尔文看来，沙杜里多和罗马最大的错误就是，唯有基督的血才能使人得蒙救赎，他们却“擅自将这么大的光荣归于自己的善工”（第268页）。
小结一下就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蒙恩得救而言最为关键，需要我们明确教导和坚定认信的，不是人称义（成义）是单单靠着“信心”，还是靠着包括善工在内的整全的“信仰”，而是这一切的成就到底是“神的”还是“人的”作为。神确实要求重生之人行善，也给他们这样的生命能力，但这一切是神所成就的，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来12:2）的主。
段落二：为抵制罗马教会辩护
一旦确立神的道对于保守以及校正教会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并显明罗马教会在诸多问题上已经偏离了神的教导，扭曲了古时的传统，加尔文下面的论证，即反驳他们分裂了教会的指责就显得比较顺理成章了。他们选择抵挡和离弃罗马，是因为他们认定“神真理之光被熄灭了，神的话被掩埋了，基督的功德被遗忘了，牧师的职分也被败坏了。”（第271页）这种败坏遍及教会每一个教义、仪式与崇拜之中。对此加尔文不禁问到：“难道反对这些邪恶的人，是对教会宣战吗？”（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加尔文区分了扭曲真理、把持教会的“教皇派”和罗马教会本身，这一点为今天很多人所忽略，因而，加尔文这一段话需要全文收录于此：
你将要说：你们夸口说教会只属于你们，而否认其他世人有教会，这是何等的骄傲！沙杜里多啊，我们并不否认你们所管理的教会，也是基督的教会。[20]但是我们认为罗马教皇和他的一群伪主教，虽僭据有牧职，不过是一群贪婪的豺狼而已，他们一向只是要分散践踏基督的国，使之满目荒凉。首先提出这种控诉的，并不是我们。伯尔拿乃是怎样暴烈如雷，反对优革纽教皇（Eugenius）和他当时的一切主教呀！然而当时的情形较之目前还易于容忍哪！今日的邪恶已达于极点，那些你以为是关系教会存亡，其实是分裂败坏教会，使濒于覆亡的假教长，对他们自己的邪恶，既不能担当，又不能医治。若不是神的善良加以防止，教会必完全被毁灭了。因为在教皇暴虐盛行的地方，你甚至难看见有任何痕迹，使你想到教会在那里半掩埋着。你也不必以此为奇，因为保罗告诉你（帖后2:4），敌基督者的座位，无非是在神的殿里。这一警告岂不当使我们防备那假教会之名所行的诡计么？（第272页）
承认罗马教会仍是基督的教会，同时，拒绝沙杜里多对日内瓦的呼唤：“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太23:3），加尔文这一立场的根据是，主所委派之人的职权“在未赋予之前，即有了一定的限度。因此我们承认应当听从牧师，如听从基督一般，但是他们必须是尽职的牧师”，“一个拥有教师地位的先知，须受会众判断（参林前14:29）”，甚至连教皇也只有“在他自己对基督尽忠，不偏离纯粹的福音时，才能得到基督徒的服从”（第273页）。绝对地谦卑顺服于教会，这在沙杜里多看来是对基督徒最大的保守，但是在加尔文这里却是最大的危害，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他惟一可用以作战的剑，乃是神的道（弗6:7）。所以一个人若被剥夺了神的道，他乃是毫无武器，而被交给撒但遭毁灭。”（第274页）任何人的信仰最终都不能依靠人的权威，而必须“由活上帝亲手铭刻在我们心中”（同上），虽然我们并非明白一切，也会有盲目的时候，但是“他们若坚持神的道，就绝不会被引入灭亡”。（第275页）
段落三：在主面前的自我辩护
在随后篇幅中，加尔文仿照沙杜里多，在主面前为自己一方做出长篇申辩，节录如下：
……他们以异端和分裂教会的两大罪状指控我。所谓异端，乃是因我敢于反对他们所接受的教义。但是，我能怎样行呢？我从你的口中听到，除你的道所点着的真理亮光外，没有别的亮光可以指导我们的灵魂进入生命的道路。……主啊，你判断谁当负这责任。我常以言语和行为表示我如何热心于教会合一。然而我的教会合一乃是以你为始终的合一。因为你以和平与和谐诏示我们时，同时也表示只有你自己才是保存它的惟一连结。但是倘若我要与那些自夸为教会的头和信仰的柱石的人保持和平，我就得否认你的真理，作为代价。我认为什么事我都可忍受，却不能与这可咒的事妥协。因为基督曾说，天地都可废去，你的话却永远长存（太24:35）。（第277-279页）
五、评论和反思
1、如何理解那个时代
某种角度而言，相比加尔文与沙杜里多之间的距离，及他们所代表的信仰群体之间的距离，今天的基督徒和那个时代的距离可能更大。在思想他们的分歧之前，我们其实首先应当好好思想他们的共同根基——那些被今天的基督徒忽视，但曾对基督徒是理所当然的信仰立场。
在当时的欧洲，信仰是关乎每个人生命每个层面的、严肃的事情；教义的争执、真理的分辨不是无所谓，或者用随便什么事可以代替的，相反，真理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基，也渗透在一切问题中。中世纪是信仰的世纪，而今天是世俗的世代，一切问题都被“去神圣化”，甚至基督教的“有神”信仰，往往实际上也按照“无神”的方式被理解和运作出来。圣经教导神要如何使人有基督的形象，而今天的教会则竭力使基督有世人的样式。
今天流行对圣经做处境化的解读，将事情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和社会处境中去理解，对于教会历史更是如此。这种有其作用的解读方法有时会不经意地演变成一种“处境主义”，即试图仅仅用时代、文化和社会因素解释信仰事件，简言之，就是把救赎历史去神圣化。宗教改革时期的信仰争端，包括日内瓦的改宗，很显然和当时种种经济、政治利益冲突高度重合，但若直接用当代世俗的、去神圣的文化模式与社会心理去诠释17世纪之前欧洲基督教世界中的人及其言行，就容易犯“读入”的错误，以为日内瓦人的信仰选择，仅仅是一种实用的、当下的、物质主义的选择。但实际可能相反，一切实际的、当下的、物质的问题，在那时人心中都是不能和信仰截然分开的问题，诚如下面的文字所表明的：
早在1387年，日内瓦市已经通过《城市宪章》（Franchises）以保障个别住民的权益，并协助弱势者的生活。如同其他处在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帝国城市（imperial cities)，日内瓦的市民阶层（bourgeois）明确主张社会福利是全市的集体宗教责任，因此市议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全城市民的‘灵性及物质生活的健全’。在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下，通过慈惠院（Hospital-general）从事医治疗养（照料麻风病与瘟疫患者）、救济贫困（提供食物、衣服、金钱、居所）、宗教慈善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慈惠院归市议会管理，而非教会。……以日内瓦主教为首的罗马大公教会被视为“既不关心市民的灵性也不参与社会服务的责任”，而其神职人员则被视为“坏市民，只享特权不尽义务”，民怨日增。[21]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日内瓦人当初会在圣餐等（今天人很无所谓的）问题上和加尔文冲突，不惜将他赶出城去，后来却又诚挚地请他回来。这是一个信仰的行动。
2、双方的共同之处
- B.华腓德说：“从内在考虑，宗教改革运动只是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战胜奥古斯丁的教会教义而已。”[22]这当然是一个新教角度的评论，但已指出了争论的核心：恩典论和教会论。加尔文和沙杜里多不仅在基督教宇宙观、世界观，在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等基本教义上一致，甚至在教会论上也非常接近。改教者对教会传统和权威的重视，今天强调得很不够。沙杜里多极力以教会的传统、权威劝诫日内瓦人，明确坚持教会无误；加尔文也非常强调教会的权柄。在《答沙杜里多书》中，加尔文说：“我们虽然主张惟有神的道是在我们的评判范围之外，并且古时教父和大公会议之权威也全看他们是否与道相符，然而我们仍然将他们在基督之下所配得的地位和尊荣归给他们。”（第284页）而他更曾做如下宣告：
在哪里有人虔敬倾听圣道，领受圣礼，就在哪里我们发现有教会，那是毫无疑义的。对于这个教会，无人能藐视她的威权，拒绝她的规劝，违抗她的训导，或轻视她的指责，更不能脱离她，分裂她。主极重视教会的团契，以那擅自脱离传扬主道和施行圣礼的基督教会的人为背教者。他极推崇教会的威权，以对她任何的侵犯为对他自己威权的侵犯。教会被称为“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并不是一件渺小的事。因为在这句话里保罗表明，为要使神的真理不至于在世上丧失，教会就是真理的信实维护者；因为上帝乃是借着教会来保持圣道的纯粹传扬，且表彰他自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用灵粮来养活我们，将足以使我们得救的东西赐给我们。教会由基督拣选出来作他的配偶，“毫无玷污、皱纹”（弗5:27），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23）。这是一种非同小可的赞美。因此，凡脱离教会的，就是离弃上帝和基督。这种邪恶的离弃是极当避免的，因为我们若努力破坏上帝的真理，我们就该为上帝雷霆般的忿怒所毁灭。我们也想象不出有什么罪，比将神的独生子屈尊与我们所发生的婚姻关系加以破坏，更是罪大恶极的。（《要义》，4.1.10，第15-16页）
这种共性，包括加尔文对罗马之教会性的承认，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使问题变得简单，好像今天人们做的[23]，放弃彼此指责和定罪，搁置分歧，强调共性，和平共处，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激烈和两极化。双方在几乎同样强调和看重教会的前提下，因为下面涉及的教义不同，更倾向于（也实际上）将对方看作假教会，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教会中的假教师、假先知。因为教会只有一个，正如真理只有一个，那么，若非你不是教会，便是我不是教会；若非你在误导神的百姓走向灭亡，便是我在领人走撒但的道路，非此即彼。
3、双方的不同之处
双方的不同之处，其实就蕴含在他们的共同之中：虽然都强调教会的尊荣和权威，都强调信徒必须委身于教会，但他们所说的，基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教会”。沙杜里多所言的，那是传承彼得统绪的罗马教会，历史与经验中的“这个”罗马教会，在此外没有教会；并且，因为她是教会，所以她是被圣灵保守的，是无误的，也不可能有误。沙杜里多定义中的教会乃“就其自身”而是教会，如同神是I am Who I am（我是我所是）一样。但对于加尔文，这样的定义不可能被接受，否则改教者就无立锥之地了。加尔文定义的教会并非“自是永是”的，而是基于一些比她更基本的东西而是教会，那就是神的话：
无论在哪里，我们若发现神的道，被人纯正宣讲、听到，而且圣礼也按照基督的吩咐施行，毫无疑问，那里就有了上帝的教会，因为他的应许是不会欺骗我们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要义》，4.1.9，第14页）
圣道、圣礼（或者再加上劝惩）成为一个以教会自居的有形群体被判定确为教会——即无形的普世教会在具体时空中的彰显——的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正是被大公教会所传承的。对于罗马而言，罗马是教会，因为她是教会，使徒的统绪就是明证；她本身就是主所设立的圣礼（Sacrament，奥迹）。但对于改教者而言，罗马是教会，要有赖于她（在历史与经验中显明）符合以上标准：传讲正确的道，正确地执行圣礼，将神的恩典带给百姓。而一旦根据圣经的教导和教会的传统——即根据“这个”历史和经验中显为是基督的身体的大公教会所辨认出的圣经正典和所保守的使徒传统——确定今天的罗马已经不再符合以上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说它是教会，最多只能说：“不否认他们当中有教会”（《要义》，4.1.12，第31页），换言之，虽然因为神的恩典保守而非别的，教会在其中也许还部分地、隐藏地存在着，但没有正确的教义和礼仪可以将其无可辩驳地彰显出来，使我们无可推诿地承认她，顺服她，跟随她。
在这次对话中，双方矛盾的关键在于，沙杜里多坚持教会必然无误，而加尔文则称教会可能有误。对于沙杜里多，辩论逻辑是这样的：“这个”教会是无误的，是信仰的保证，因此离弃教会的教导本身就是坠入谬误，裂教更是大罪，所以应当悔改，回到大公教会中。而加尔文的逻辑是这样的：“这个”教会的教导被证明是错的，它不能再确保自己是教会，所以应当离弃它，回到大公教会中。沙杜里多代表的“教皇派”和加尔文代表的“改教派”都坚持大公教会的权威，都强调委身教会，最终却导致截然相反的举动，因为前者以教会为最终权威，后者以圣经为最终权威；双方都承认神借着圣灵对他百姓的带领和保守，但前者将圣灵与圣礼连结，后者将圣灵与圣道连结。
这就是为什么“唯独圣经”成为宗教改革的形式原则，而“唯独因信称义”是它的内容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借着大公传统所不断跟随和传讲的圣经话语的权威，“这个”罗马教会显出在因信称义这个关键的教义上犯了错误，其他的，包括弥撒献祭、教皇制、炼狱、朝圣、赎罪券等一系列践踏白白的恩典、贬低基督的工作、亏缺神的荣耀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宗教改革维护了它的正当性。
当然，总体来说，虽然都是洋洋洒洒一大篇，加尔文更是比沙杜里多显得能言善辩，激情四射，但双方只是将各自的立场做了一个比较清楚（甚至有些繁复）的阐述，并没有就上述分歧做更细致的分辨，更遑论严密地解经，全面地引述教父等工作。这要留待后人去完成。
六、结论
“基督是分开的吗？”（林前1:13）对于保罗这一质问，任何基督徒都必须坚定地回答：不！同时，任何真基督徒也必然快乐地回答：不！感谢主，基督徒同有一位救主，同有一个身体，同有一个救恩，同属于一个末世性的神的国度。教会在灵里的合一，是基督已然得胜、掌权、做王之荣耀的彰显。分裂基督的身体，就是藐视基督的救恩与王权，就是要离弃基督，自立为王。非出于一时的软弱和暂时的无知，而故意长久抱有这种心态的，不会是基督的门徒，也不属于神的国度。
加尔文和沙杜里多这场辩论共同的回响告诉我们，对于身处新教阵营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或者辨明罗马天主教是假教会，偏离了从起初主借着使徒所传，借着圣经所显明的教导和心意，从而坚决唾弃、批判之，并将其中的众多信徒乃至神职人员视为基督所同样要传福音和拯救的对象，满怀着耶稣要我们对这个世界中痛苦、失丧之人同样的爱心去面对他们，即，将天主教会和持天主教信仰的国家同样视为宣教工场；或者承认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行为乃是小题大做，分裂、背叛了基督的教会，是对我主我王耶稣基督的犯罪与对我们自己的肢体的伤害，需要及时地悔改和归正，离弃错误的道路，回到罗马教会的怀抱之中和治理之下——不一定要回到天主教的行政和组织架构中（即实现有形的合一），但至少，应当回归到天主教的教义和神学体系之中（即实现无形的合一），放弃宗教改革以来的，以路德和加尔文为早期代表的新教神学路线，特别是其中的教会路线。否则，我们即背叛了宗教改革运动，也背叛了它所试图反对和改革的那个教会。遗憾的是，似乎这就是今天很普遍的情形。
每一个基督徒，在他一生的信仰路程中，除非因客观生存条件所限，确实无从深入了解这些历史和其中的神学分歧，否则，他有责任——对他所信的主有这个至死忠心的责任——去尽量了解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其中的真义，然后，跟随圣灵、本着圣经、按照自己对教会的传统和教导（即使在辩论对手看来也）确实已经足够清楚和深入的了解，做出自己个人性的，清楚而委身于斯的结论。
为消除我们在这类问题上，在走天路历程中对所选择的道路的疑虑，主曾这样辨明和应许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10:27-29）。感谢主！主的羊终必听见主的声音，也终必跟从主的声音。圣经中这样的应许也再次提醒、教导我们，正如加尔文在回复沙杜里多大人时所清楚表明的，教会的合一乃是基于主的话语的合一，因为我们都听主的声音，也都跟从主的声音，因为只有一本圣经、一位圣灵、一个主的声音——而不是因为我们彼此寻求共同点，彼此靠近，彼此结盟——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从而是合一的，是一个教会。真正的合一，是与主合一而彼此合一，共同走在主借着十字架所铺就的永生道路上。
结论是：非此即彼，别无他途；没有天主教和新教在爱心里和平相处这回事。这种为人之彼此受荣耀而轻忽主的道和主的身体的想法，这种对天主教和新教之分歧的无所谓（即不觉得需要竭力辨明）的态度，按照加尔文的说法，也正如沙杜里多的立场，乃是“罪大恶极的”。
主要参考文献：
Olin, John C. ed., A Reformation Debate: John Calvin and Jacopo Sadoleto, 13th printing, Baker Books, 2002.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6。
[1] 本文中以英文形式附注的页码均出自：John C. Olin ed., A Reformation Debate: John Calvin and Jacopo Sadoleto, 13th printing, Baker Books, 2002。
[2] 为建立日内瓦教会，加尔文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四点的建议计划，包括：1）建立监督制度，不按理领圣餐的人将面临开除教籍的纪律处分；2）教会有权决定谁可以领圣餐，当效法初代教会，每个主日都领圣餐（而不是一年四次），考虑到人的软弱，可以每个月一次；3）儿童应接受教理问答教育，公开承认信仰；4）教会在敬拜时应当唱诗篇。参见：茜亚·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王兆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77-79页。
[3] seeking not my own, but your good and advantage
[4] obtain salvation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souls
[5] 本文以中文形式附注的页码均出自：约翰•加尔文：“加尔文约翰重要短论三篇：一、答沙杜里多书”，于《基督教要义》（下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6。
[6] believe in Christ in order that we may find salvation for our soul
[7] we obtain this blessing of complete and perpetual salvation by faith alone in God and in Jesus Christ.
[8] When I my by faith alone, I do not mean, …, a mere credulity and confidence in God, …, I am persuaded that in the cross and blood of Christ all my faults are unknown; this, indeed, is necessary, and forms the first access which we have to God, but it is not enough.
[9] true habit of divine justice
[10] If, then, Christ was sent that we, by well-doing, may, through him, be accepted of God, and that we may be built up in him unto good works; surely the faith which we have in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not only enjoins and commands us to confide in Christ, but to confide, working or resolved to work well in him. 在罪人是through Jesus Christ被神接纳这一点上，新教和天主教的表达并无不同，关键是by谁或者什么。沙杜里多也说by faith alone，但是他对faith的定义不同于前者，其中包括了by well-doing以及through Jesus Christ。对by和through这两个介词做语法和神学的分析应该会有益处。
[11] For faith is a term of full and ample signification, and not only includes in it credulity and confidence, but also the hope and desire of obeying God, together with love…as has been most clearly manifested to us in Christ, …without love, nought of ours is pleasing and acceptable to God. When we say, then, that we can be saved by faith alone in God and Jesus Christ, we hold that in this very faith love is essentially comprehended as the chief and primary cause of our salvation.
[12] faith of the Church
[13] a place of mercy and pardon with God
[14] humility constitutes both the chief help to our eternal salvation, and the chief support of that sweet and blessed hope with which we tend heavenwards
[15] The same pride which cast down the angels from heaven impedes men in their journey towards heaven
[16] Is it not certain, that he who followed the Catholic Church will not be judged guilty of any error in this respect?
[17] First, Because the Church errs not, and even cannot err, since the Holy Spirit constantly guides her public and universal decrees and Councils. Secondly, Even if she did err, or could have erred, (this, however, it is impious to say or believe,) no ouch error would he condemned in him who should, with a mind sincere and humble towards God, have followed the faith and authority of his ancestors.
[18] You may, perhaps, hate our persons,（if the gospel allows it,）but you certainly ought not to have a hatred for our faith and doctrine; for it is written,“What they say do.”
[19] For, to define it briefly, the Catholic Church is that which in all parts, as well as at the present time, in every region of the world, united and consenting in Christ, has been always and everywhere directed by the one Spirit of Christ; in which Church no dimension can exist; for all its parts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breathe together.
[20] 加尔文承认那些主教们所管理的“也是基督的教会”，同时斥责“教皇派”，表示绝不与之交好的立场，这和“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的神学区分完全一致，也对于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理解“三自”和自身与“三自”的关系有极大的帮助，使我们一方面可以坦承在“三自”体系中有很多真心爱主的基督徒，同时明确拒斥与“三自”体系建立或发生任何关系。借助加尔文的思路，我对“三自”的定义是：由世俗非教会机构管理与掌控的真教会与假教会的政治混合体。
[21] 郑仰恩：《从基督教的发展谈宗教心灵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兼论其对台湾社会的启示》，载于台湾教授协会网，http://taup.yam.org.tw/announce/9911/docs/13.html
[22]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37页。
[23] 比如，1999年10月31日，世界信义会联合会与罗马天主教在德国奥格斯堡达成共识，否决两方教会在16世纪时在有关因信称义/成义教义上的互相非议。会议声明第41条如此表示：“因此由16世纪以来，两教教会就称义的部分而彼此做出教义上的谴责，有了新的亮光：在这声明中，信义宗教会的教导，不再受天特会议的谴责；同样，天主教的教导，在这声明里不再受信义宗信条的谴责。”（戴浩辉牧师译）参见：《天主教﹑路德宗与卫理公会走向“可目睹的联合”》，网络基督使团，http://www.ccim.org/node/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