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二）

文/亦文

 

三月

戴德生与郭实腊的渊源

 

提起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就不能不说到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和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作为早期驻华侨民中最具争议的宣教士，郭实腊曾尝试过各种宣教途径，也是最早提出深入内地的宣教方针的人。在去世前一年，他创办了《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这份宣教期刊；在他去世后一年，中国布道会正式成立。戴家是最早订阅《海外布道杂志》这份期刊的家庭之一；戴德生最初也是被中国布道会差派到中国的。戴德生不止一次说：“郭实腊是内地会之父。”由于缺乏管理和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布道会早已解散，到了编辑1876年3月的《亿万华民》时，戴德生感慨地发现，他是原差会唯一一个仍在从事宣教工作的人。此时此刻，他想到的，却是一位具有贵族血统的浸信会牧师诺尔（Wriothesley Noel）[1]近二十年前的一次讲话：

 

每个基督徒都像使徒保罗那样欠福音的债，无论从人口来说，还是从文明程度而言，西方教会都应该被中国这一巨大禾场所吸引。但第一位宣教士抵达中国后近半个世纪，各个西方差会仍只是把中国作为其世界各地宣教工场中无足轻重的一个角落。其实中国疆域之广、人口之众，完全需要一个能以中国为其首要对象的差会，全力以赴地将之福音化。[2]

 

19世纪中期，新教各宗派之间的隔膜仍然很严重，跨宗派的活动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将各宗派的牧师和传道人凝聚在一起从事开荒植堂的工作，则是中国布道会的首创。跨宗派的联合对圣经公会类的福音组织比较容易实行，但在宣教机构中的运行则困难重重；伦敦会虽然理论上以跨宗派为原则，却从未真正地付诸行动。然而在中国布道会中，这一原则已不再是纸上谈兵。[3]

 

诺尔牧师深悉人类喜欢彼此论断的本性，但他认为，不同宗派的宣教士若是隶属同一差会，他们之间发生争执的可能性远比他们受不同差会带领要小得多。在英美教会各大宗派都已差派宣教士赴华的大背景下，华人信徒势必会觉察到不同宣教士在教导上的差异。但是，如果他们是从一群彼此接纳、并肩工作的人那里承继这些不同神学观点时，他们就能感受到，不论是何等的差异，都不能阻止这些背景各异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这样的跨宗派式宣教，不仅对中国有益，在宣教士之间也能引起反思。[4]

 

诺尔牧师也指出，进入内陆是有智慧的宣教策略，宣教士如果只是在沿海一带耕耘，基督便永远无法赢得中国。23年的沧海桑田过去了，诺尔牧师已经谢世，中国布道会的异象已被中国内地会继承，《海外布道杂志》也被《亿万华民》所替代。一方面，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宣教也失去动力；另一方面，一代人做一代事，整个中国大陆的福音化，需要中西教会几代人的努力。而实现这一使命的关键，仍然取决于教会的合一。人性相通，华人教会的门户之见绝不亚于西方人。不知一个半世纪前这位贵族牧师的发言，是否对今天的宣教同工有新的启发？

 

白爱妹与戴德生的两位妻子

 

除了纪念1873年去世的诺尔牧师，3月号的《亿万华民》上还刊登了女宣教士白爱妹（Emily Blatchley）写的一首挽诗，纪念一位1870年去世的“内地会成员”。引用士师基甸挑选三百“舔水勇士”的典故，诗后的悼文如此结尾：“为了爱与恩典的缘故，神切断了我所饮之泉，因他知我已享用过深。何等甘甜的泉水，何等难舍的断奶，因此也必有极大的祝福等候我，因耶稣担负我所承受的苦痛。”[5]白爱妹是孤女，被戴家收养，随“兰茂密尔团体”赴华那年，才二十出头，开创了单身女子宣教的先河。内地会在杭州新巷1号的草创期间，她担任戴家四个儿女的家庭教师，使戴德生的妻子玛丽亚有更多的时间辅助丈夫。扬州教案中，她与玛丽亚一同跳楼逃难，一个左臂多处骨折，另一个险些流产。不久，白爱妹患上肺病，于是接受玛丽亚的托付，护送戴家的四个孩子返回英国。谁知这次分手竟成永别，翌年（即1870年）7月23日，玛丽亚在镇江病世——白爱妹失去了可以“跪下喝水”的甘泉。6年过去了，写诗的人也已于1874年因肺痨而谢世。

 

如果说，白爱妹与戴德生发妻玛丽亚的情分，如姊如母；作为同校、同届的同学，又是同船赴华的同工，白爱妹与戴德生第二位妻子福珍妮（Jane Elizabeth Faulding）之间的关系则情同手足[6]。在祷文的开头，白爱妹引用哥林多前书5:30来表达她对玛丽亚的哀思：“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而这一节经文的上一节，“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正好用来形容戴德生与福珍妮即将面对的聚少离多的漫长年月。

 

‘O-z

 

痼疾缠身的江郎笔夫人，决定在秋收后，和本地传道人文牧师一起探访‘O-z的教会。‘O-z是离奉化约20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子，名不经传到连分省地图上都找不到与这两个英文字母发音相近的地名。和19世纪末其他中国乡镇一样，‘O-z的公共卫生极其落后，疟疾和斑疹伤寒肆虐，往往一家数口都感染致死。有人也许会说：“‘O-z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是，江夫人仍然前往。

 

像这样的小地方，平时没有传道人，听说江夫人和文牧师到了，大家立刻奔走相告，结伴前来听道。即便坐在轿子上，在乡间小路上颠簸一整天，也足以使江夫人本已支离的病骨散架。接连两天的失眠，加上当时中国不存在个人隐私的观念，江夫人无法得到真正的休息。才相聚又要分手，尤其听到大夫已对江夫人的病无能为力，一些蒙受过她夫妇二人恩惠的老信徒更为不舍，大包小包地往轿里塞土产：糕点、水果、橡果、母鸡、鸡蛋、树苗…… [7]

 

回到奉化，仍有大量的妇女工作等着江夫人。妇女们爱慕神的圣言，常常呼姐唤妹结伴前来参加一周两次的妇女班，“点读”自己喜欢的经文，沉浸在江夫人这个“番妇”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朗诵声中…… [8]

 

温州男孩和镇江女婴

 

上一期的《亿万华民》中，曹雅直提到，他与同工搭乘舢板去上海，离开温州之前，他从附近的宣教站调回一位同工代管福音书店的事务，又派了崇真小学的一名男生与留守支站的那位传道人做伴。一天，这个男孩走过靠近西城门的一座庙，看见一个老人喃喃自语地挨个跪拜所有的偶像。他走上去，找了个机会对他说：“老爷爷，这些偶像既看不见、也听不见您的求告。为什么不敬拜那位在天上的真神呢？是他，给了您这些年的衣食；也是他，赐能力慈爱使您长寿。”老人一听，仿佛被触动了，急切地盯着男孩问：“我到哪里能找到这一位呢?”男孩引了一句古语：抬头三尺有神灵，又告诉老人神如何爱世人、如何差遣耶稣做我们的替罪羔羊。老人被“替罪”一词打动，也许这就是他要寻求的。他跟着男孩进了福音站，传道人和男孩陪他谈了很久。一天又一天，他频频回来听道。接着，他把他所有的东西从庙里收回，送到礼拜堂，又和信徒们同住了一阵子。[9]

 

有一天，他说：“这些真道实在宝贵，我一定要让我的老太婆也听听。”他对男孩说：“你一定要跟我去，把你告诉我的告诉‘老婆婆’。”男孩就和老人回了家，发现“老婆婆”和“老爷爷”一样愿意听道，不仅如此，她的记性更好，过耳不忘，常常提醒已经动筷的丈夫谢饭。老夫妇俩很喜欢这个男孩，他们家境宽裕，对他也十分好。男孩到他家去了两次，老人也走访了好几次温州教会。但愿真理能在这对老夫妻心里扎根。[10]

 

与曹雅直笔下那聪明可爱的男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童跟福夫人信中的那些女婴。长年泥沙淤积造成长江易道，1875年到1876年间，镇江金山的“千载江心寺”开始与南岸的陆地相连，一时间“打马上金山”者如过江之鲫。然而，江山易改，中国人重男轻女的习俗却如长江的泥沙一样积重难返：

 

我也许不会亲眼看到她们长大，我收养这些女婴，纯粹是想救她们的命，或至少给她们提供生存下去的机会。刚到这里两周后的一天，我出门走访，进到一个寡妇家，她刚刚死了丈夫，穷得可怜。我给了她一点生活上的补助，后来也常周济她。一个月后的清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来找我：她的邻居昨天傍晚生了个女儿，她的丈夫不在家，但她一看是个女婴，就不想要，把孩子扔在泥地上搁了一夜。现在，孩子的父亲回家了，打了一桶水准备溺死女婴。这个寡妇恰巧看到，她知道我喜欢孩子，就哀求他等她先问问‘洋太太’要不要。我跟她到了那家，问明情形，一如寡妇所述。我叫妇人把孩子从地上抱起来，用布包上，把她带回我家。因为找不到奶妈，只能喂奶瓶。[11]

 

不久以后，寡妇又来找我：另外一对父母想把女婴卖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若卖不掉，就准备把她扔到山上喂野狗。我正因为先前那个女婴吃不惯奶瓶而焦虑，就出钱把女婴的生母雇作奶妈喂养她自己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后来还是死了。[12]

 

这事以后三周，一个衣衫褴褛的鸦片鬼，抱了一个八个月大、患病的女婴来找我。我以为他不是为自己求药，就是为孩子看病…谁知他说，他的妻子一周前扔下这个孩子逃跑了，孩子每天痢疾、腹泻，他养活不了，准备把她卖了。我告诉他我不买人，只收留。我给他一点钱，让他买件像样的衣服穿，随即把孩子抱到我的房间，日以继夜地护理。当我看到她开始慢慢长得像个“孩子”时，便觉得那些无眠之夜都已值得。孩子母亲的真正去向也打听到了。那个可恶的男人把她卖给一个和他一样的男人，把钱都抽了鸦片。更多的孩子会被送到我这里来，我不忍眼睁睁看她们死。就在写这封信时，第六个孩子被送来了，五个月里的第六个。但愿她们都能活下来，几年后，我们就可以开办一个由我的孩子们组成的女校了。[13]

 

在中国，性别可以决定生死；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使者，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

 

宁波朱牧师

 

“造访我们的福音站”的连载已经从法国马赛而香港、而上海，于这一期抵达了宁波。早在1856年，戴德生就来到了宁波。二十年过去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刚来那年冬天，睡在没有天花板的瓦房顶楼，雪花从瓦缝洞隙中飘进来，在被子上积了一层冰雪，以至于他早上起来可以用手指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如今，这些谷仓式的统间早已封上了天花板，分隔成了四、五个小间，这对重视个人隐私的西方人是极大的空间性的改善。[14]

 

在宁波，戴德生遇见了心爱的玛丽亚；也是在宁波，戴德生与同工祝恩赐（John Jones）一起退出中国布道会，成为凭信心生活的独立宣教士；[15]又是在宁波，戴德生接收了巴格尔医生（William Parker）的诊所，积累医疗宣教的经验。[16]戴德生第一次携眷回国时，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到宁波，他在英国养病期间仍念念不忘宁波，一边修改宁波方言的新约圣经，一边安排新宣教士前赴该城接替他的工作。内地会成立之后，宁波是最早的总部；1868年前，宁波教会仍由西方宣教士监督；1868年后，便完全由当地牧长自己牧养。[17]

 

说到当地牧长，一定会提到朱牧师；当你见到朱牧师时，一定会发现他前额和脸颊上的伤疤。朱牧师的老母亲从一个天主教徒那里听到一点真道，便找到祝恩赐夫妇家，索取天主教的书册。祝恩赐给了她一本新约圣经，她回家后，让儿子念给她听。他们的兴趣日益加深，不断前来问道，最后母亲、儿子、儿媳妇和其他家人都信了主。[18]

 

那年代，从宁波到上海淘金的人很多，朱先生也跃跃欲试。即便祝先生极力反对，他还是离开了宁波。但走到半路，却落在土匪手里，土匪发现他是个信耶稣的，没有杀他，却派他去做搬运重物的苦工。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没干惯体力活，实在是苦不堪言。但土匪极其残忍，以“不养懒人”为借口，把做不动重活的人都杀了。很多人死了，但朱先生却活了下来。以马内利的神是他唯一的伴侣和安慰，他每天早晚打开圣经，都怀着最后一次读经的心情领受神的话。一次，他尝试逃跑，被抓回来后，在前额和脸颊上烙了太平军的印戳。这样，他再也不可能逃走了，因为官兵看见脸上有“长毛”印记的人一律是格杀勿论的。

 

宁波的小教会，却从未停止为朱先生祷告。有一天，他们聚会的时候，朱先生奇迹般地走了进来。死里逃生的朱先生面目全非，不仅如此，他还要接受割除烙印的外科手术，不然终生都会有性命之虞。从此以后，朱先生在江浙两省做了很多福音圣工，因为健康问题，他回到宁波教会成了驻堂牧师。他在圣经、英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上都颇有造诣，是内地会早期最优秀的传道人之一。[19]

 

湖桥头柳汀街教会是内地会在宁波府的“安提阿”。这些年间，除了被主接走的信徒之外（包括一位丘牧师[20]），最有能力和最有经验的牧师、传道人、圣经销售员都被差派到四乡八镇。在宁波教会过去20年来施洗的150多人中，留下来定期聚会的信徒不超过三分之一。[21]读到这里，再回顾前两期里有关宁波教会购地建堂的消息，读者心里也许会为古人担忧：三十来人的小教会筹款建堂，谈何容易。但是，朱牧师从宣教士身上领受的不仅仅是圣经知识，还有信心的功课。我们仿佛能从时间隧道里听到他回响的声音：主啊，我将我所有的献在你的祭坛上，拭目看你如何行神迹。

 

绍兴教会的男女老少

 

绍兴不是沿海城市，也非通商口岸，但因为靠近宁波，听福音的机会也不少。自宓道生于1865年携华人传道人张小鸿在绍兴府城的香桥建立福音站，转眼11年过去了。这年，绍兴有八名信徒受洗，其中三名是稻惟德医生的病人，一位绣工傅先生，一名缝制米袋的工人，一位来自新昌的年轻人，其余两名新信徒是一个叫“二十七”的人以及他16岁的妻子。[22]

 

东梅岭小姐的女校里也结出了青涩涩的初果，桑传道对爱心（Love）、得胜（Victory）、金姐（Golden-sister）三个女孩做完洗礼前的教义问答后，认为她们对基督和圣灵的认识比一般成人信徒还要好，“一定是神亲自在调教她们”。桑传道的女儿安息（Rest），刚刚学会祷告。小和平（Peace）也参与了其他几个女孩的开口祷告，她以前不敢祷告，是因为她的母亲威吓警告她不许变成基督徒，但这个可怜的孩子一直在想，和被妈妈赶出家门相比，没有基督的死亡、或在他复临时未准备好要可怕得多。[23]

 

除了这些被接受的信徒，宓道生还提到两位未被接受的信徒，一个是宓夫人的奶妈，另一个是来自嵊县的读书人，因为不喜欢后母而离家出走。教会劝他先与父母和好，再来向神献祭。在中国人中多年宣教使宓道生得出这样的经验：“整个帝国中，士人所具有的两面性在所有中国人中最深刻。教会在接纳他们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一点酵会影响整个面团’”。[24]

 

绍兴教会不仅吸引各村镇的人“来”听道，他们也主动下乡“去”传道，并在离府城35里的一个大集市自发建立了一个福音站。传道人的薪水由差会支付，一年28000钱的房租则由当地信徒筹集。与此同时，两个嵊县籍会友保证说，只要差会能负责差派一个传道人下来，他们愿意到村里去租房，那是个有1000户人家的大村子。新昌教会的一个老姐妹，听说宁波教会在建堂，便对牧师说：“我们这儿也建一个，我捐八元钱，先拿四元（说着就去拿钱），年底再拿四元。”[25]被教会各样需要围绕，宓道生仍然保持着属灵的清醒：“他当在我们中间有正当的位置，不仅当在我们的事工中，也当在我们的心中。”[26]

 

约在1874年初，中国同工尹先生的岳母和小姨受洗，东梅岭姑娘邀请隔壁一位少奶奶来观礼。少奶奶被洗礼深深感动，她说，她的家人视她为死人，但是神的恩典日夜围绕在她的心头。尹家人的探访对她帮助极大，她把从东姑娘那里所学的经文倒背如流。但不久后，她的家人就禁止她与基督徒作任何交往，足有一年半的时间她被完全隔离在教会以外。1875年下半年，尹太太陪伴尹先生来看病，再次与东姑娘一起偷偷地看望了少奶奶，并告诉她远在英国的教会也在为她祷告，希望她能完全依靠耶稣得救，少奶奶满眼含泪抓住东姑娘的手，却不敢邀请她们再来。[27]

 

为了信主的缘故，尹太太的妹妹也被人诅咒诟骂，她仍定睛看耶稣，跟随主的脚踪。她带信给东姑娘，请她向神祈求，为她预备一个属灵的同伴，一起读经祷告。[28]

 

四月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赛亚书6:8

 

出发的与留守的

 

2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过金尼斯的讲道词，4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则刊登了金夫人（Mrs. Fanny Guinness）的文章。这位著名布道家背后的不凡妻子、两名赴华宣教儿女背后的不凡母亲，8岁时便父母双亡，由一对贵格会无儿女的夫妇领养。20年后，养父又去世。在一次家庭旅行中，与比她年轻5岁却已名震英伦的金尼斯在德文郡（Devon）北岸的著名观光小镇伊费勒克姆（Ilfracombe）邂逅。3个月后，她成了这个穷传道人的妻子。过了十来年巡回布道的日子，因为跌断腿骨，必须长年卧病休息，才得以居有定所。[29]1876年，金夫人协助丈夫创办东伦敦宣教士培训中心已有3年；1年后，他们又成立了利文斯顿内地会（Livingstone Inland Mission）；12年后，刚果宣教会（Congo-Baolo Mission）；22年后，未及之地宣教联会（Regions Beyond Missionary Union）。了解到这些，便不难解读金夫人笔下的真正含义：

 

某个庄园主远行前，留下足够的农具和肥料，吩咐佃户们一面守成，一面开荒。多年后，主人回来，发现佃户们人丁兴旺，但田地仍维持原状。难道是佃户们太懒散吗？不，大部分人都相当勤奋，但他们把精力全集中在紧连着屋子的那片园地。……如果同样的投入，按主人指示的那样延伸到周遭的荒沼旷野，必已改变整个地貌，大幅增加出产。难道佃户们甘心徒劳吗？不。那么是因为拓荒者无功而返，以至于观望者逡巡不前吗？更不是。虽然很多人都看到处女地的亩产丰富，却未能奋起直追；即便一些远方山谷在大丰年里人手不够，守家护院的佃户都不愿前去帮忙收割。他们宁可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精耕细作、为玫瑰拔草、数算草有几片、树有几叶……[30]

 

这些工人究竟如何，金夫人没有论断，她以事实结束了这个“奇怪而真实的事”：“1876年后，教会甚至不愿提起主的命令：世界上另一半人也当有福音可听。”

 

1876年1月底，贝贻士（Edward Pearse）、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魏丽莎（Elizabeth Wilson）小姐远赴神州这块福音的处女地开荒；临行前，四位牧师在四场送别聚会上讲道，包括大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但是4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单单选登了宣教士贝贻士本人于1月20日在迈尔德美公园卫斯理礼拜堂（Mildmay Park Wesleyan Chapel）的一篇谢辞。贝氏兄弟，一个是在家圃中耕耘的牧师，另一个成了远涉重洋的宣教士。很多人问做宣教士的那位，为什么相信神呼召他去中国？贝贻士的回答追溯到三年前：

 

当读到异教世界的属灵需求时，我便决心献身宣教，并前来伦敦寻找机会。但是我为自己所设计的门路并未向我打开。我尝试说服自己，我的事奉当在本国；但神的声音仍然清晰地告诉我到海外去。当我向带领我信主的那位弟兄请教人生计划时，他给了我一份内地会的《不定期报》。因为怕被报中的内容感动而改变想法，我把它锁进盒子里不敢看它。同时，在迈尔德美会堂的一次聚会中，听到讲员[31]用以赛亚书6章中的经节激励基督徒。当圣父、圣子、圣灵同声发问：“谁能为我们去呢？”我们的心是保持沉默还是积极响应？去年春天，神终于使我说出了这句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32]

 

最后，贝贻士用《照我本相》这首著名的诗歌发出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已经‘照我本相’接受了救恩，但尚未‘照我本相’出来事奉。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接受救恩那样‘照我本相’地献身事奉”。[33]本文的读者中，是否有如133年前贝贻士的听众一样，“至今仍在拒绝向那位用自己的宝血把他们赎买回来的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34]？

 

奉化教会

 

“按照本相”，绝大部分早期内地会宣教士都是英伦三岛的平头百姓、普通信徒，既没有傲人的家世或财富，也未必受过高等教育，但神却使用这些卑微的器皿无声无息地成就了大事。让我们跟着“造访我们的福音站”的连载去“远方山谷”奉化分享收割者的喜乐。奉化枕山临海，河网纵横，天台山、四明山的山溪循坡而下，便成了剡江、县江、东江，汇合成奉化江后在宁波与甬江合流，奔入东海。奉化城里3750户人家，在1861年看到过一次与太平军作战的洋兵洋将后，要在五年后才会看到另一批迥然不同的西方人，那便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江郎笔在他介绍奉化的文章中认为，奉化人虽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却没有承继仁爱、诚信、稳重等好品质，反而表现出不愿受教、自以为义及刁蛮强悍。不但英国领事建议侨民绕道而行，连地方官也没有能力使当地人“遵奉王化”。有一次，县令得罪了民众，几百人扰扰攘攘地把县令塞进轿子，送到府城宁波，递话给府台大人，说他们不想要这个父母官了。换了别处，这样的犯上作乱会带来灭门之祸，但是官府反而认为惹恼奉化人绝非明智，真的给他们换了一个县令。与此同时，另一个官员得罪了当地人，暴民把他的住宅团团围住，一言不合，竟拆房推墙，官员当场毙命。[35]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民中租屋布道是何等地困难。最初，众人在一户人家的一间屋里聚会，虽然房子的进出倒还方便，同住之人的品行却迫使江郎笔放弃这个圣所，转而在住处旁边租一个大厅；但是，同院其他住家有时占用这个大厅，使聚会无法正常举行。第三个聚会地点的入口不对着大街，而是三户人家的院子。某个主日，敬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会众们的心被隔院女婴因脑部遭殴而爆发的啼哭而撕碎。孟母三迁，卫养生最终找到了现在这个城墙顶上的礼拜堂。但房子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只能在加建的棚屋聚会，直到有人专款奉献，才在原址上翻建了一所礼拜堂。[36]

 

有一位农民信徒，每个主日做完礼拜后，都会步行到20华里外的一个叫南渡的小镇，进行街头布道。枯水季节，前往宁波的大商船都会改泊南渡，当船上和镇上的人看到一个既勤勉、又懂得如何改善生活的人，居然愿意花七分之一的时间来敬拜和传讲“神”，简直令人不可思议。[37]

 

自1866年到1875年短短九年时间里，奉化教会已有五、六十位定期聚会的信徒，这还不包括那些已安睡主怀的人。与英国那些对福音麻木僵硬的老人不同，在中国，老人家的心最容易被打动。他们仿佛那些11点钟首次蒙召的人，自知余日无多，饱尝世界的虚空，又复面对死亡的迫近，一旦听到基督已成之工所带来的救恩，他们的回应是全人全心的。有一次，教会劝一位老太太等上完受洗班后到下一个季度受洗，她说：“我已经82岁了，日落西山的人，哪里还拖得起？”她受洗后，又与主同行了近两年。[38]

 

福珍妮和她的女孩们

 

“照她本相”，福珍妮（Jane E. Faulding）以她活泼开朗的性格赢得了杭州城内无数贫民妇孺的心。早期《亿万华民》中有关这位成为戴德生第二位妻子的女宣教士的记载不多，不过四月号刊中，却登了一则福珍妮写给英国小读者的故事，提到她以前在杭州的事工。那时，她每天走访穷人，挨家挨户向妇女们传讲有关耶稣的故事。这些中国的底层人群，过着可悲的、没有爱也没有生趣的日子，但她们喜欢看到外国小姐，听她用她们的语言说话。她们对珍妮越友善，越使珍妮为她们难过。[39]

 

那时，珍妮已是杭州内地会男校的负责人，她还想成立一所女校，并决定像经营男校一样仰望神的供给，而不动用内地会有限的经费。那时，珍妮还未满27岁。“女孩子能学什么呢？”即便有人愿意让女儿学点东西，却不是怕每周一次的温水澡会害死女儿，就是怕女儿在校不缠脚会遗恨终身。于是，和童夫人一样，福姑娘女校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从一个月到十岁都有。其中有一对姐妹，小的四岁，大的八岁——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阿石。她们的父亲被太平军掳去后便没有回来过，母亲信主后把女儿送到女校。阿石很喜欢福姑娘和她传讲的耶稣，临睡前，都要到福姑娘的房间和她一起祷告。一天，教会举行洗礼，她对旁边的孩子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受洗。”[40]

 

仲夏的一个周五，阿石突然发病，是华东常见的疟疾。主日那天，她被迫卧床，因为不能参加敬拜而难过。福珍妮在床边陪伴她时，还以为过两天后就会好的。谁知主日敬拜刚结束，阿石就断气了。“我想，主把她带到自己的学校里了…… 啊，我是何等希望知道她是否真的去了耶稣那里，还是她只是打算去？……我只能……督促身边其他孩子马上寻求主。你们呢，亲爱的孩子们，如果你意外地死去，你已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赶快让这个中国小女孩的故事带领你马上来到他面前吧！”[41]

 

英国、缅甸与中国

 

3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一则代祷消息，范明德的母亲已于1月去世，他的小女儿又于2月死于麻疹，幸好其他四个孩子都活了下来。欧亚大陆的另一头，“滇案”的查办也于4月告一段落，清廷的说法是：杀死马嘉理的是云南当地的“野人”。英驻华公使威妥玛无法接受这一结论，坚持将涉案的云南地方官及人犯提京审讯。清廷明知重新提审督抚，必漏洞百出，只能在通商、赔款方面尽量满足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的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的阶段。[42]而远在八莫的范明德本人，看着缅甸的天主教差会积极筹划入华途径，而自己一行三人仍只能呆在八莫守株待兔，向旅居缅甸的中国商人探听一点有关四川、云南的消息。对中国西南亿万之众灵魂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范明德的心上，迫使他常常在祷告中悲呼：“啊，神哪，你满有怜悯，求你快将福音传到云南，拯救那里的无数灵魂。”[43]

 

嵊县教会首位本土传道

 

上一期《亿万华民》中曾提到一对来绍兴教会看病的传道人夫妇，姓尹。绍兴府嵊县的福音工作起初极其艰难，但神使用这位尹先生（Mr. Nying）的归信扭转了这场属灵战局。尹先生当初造访福音站，纯粹出于对西方科学的兴趣，他需要一个“番人”来解释一些翻译上的不足。范明德耐心地解答了他的问题，又送他一本新约圣经，劝他今晚回家后祈求神的灵引导他来阅读这本书：“不论你是否为自己祷告，我都会为你祷告。”尹先生并非没有接触过福音书籍，但范明德真挚的关爱打动了他：“哦，神哪，如果真有神的话，救我的灵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因着这样的祷告，新约在尹先生眼中变成了一本全新的书。几天之后，他鼓起勇气，把“内心的变化”告诉了出身名门的妻子；没想到，妻子不但没有嗤笑他，反而迫切地问：“你真的找到他了？啊，我一直想认识他。一定有一位活的神，不然是谁垂听了我多年前的祷告？”那年太平军打进城里，到处“劫富济贫”，她躲进衣柜里瑟瑟发抖：“老天爷，救我！”虽然家中很多人被杀，很多人自杀，她却躲过了这一劫。尹太太深信保护她的绝不会是菩萨或城隍，因为太平军所过之处，庙里的偶像都自身难保。[44]

 

尹先生信洋教了！这还了得？父母官和书院的督学都来劝他悔过自新，他索性向这些师长们传起福音来了。第一批由他带领信主的人中，有一个“坐庄”的家庭，认识耶稣后，毅然销毁赌具，将原来用于开赌局的最大最好的那间屋子洗刷一新，用作礼拜堂。[45]与主同行的人，不仅活着为主作见证，他的死也同样能带给人祝福。上期的《亿万华民》，特别刊登了一篇以“尹先生的病与死”为题的报导，标题下的脚注特别说明，尹先生的去世是教会一大损失。尹先生是1875年11月8日4点左右被主接走的，临终的神情仿佛还在祷告。[46]但在这一期《亿万华民》中，东梅岭姑娘则提到，学校的女孩子在尹先生去世这件事上，看到信靠耶稣的人，不怕死亡；也看到新寡的尹太太泪中带笑：“幸好神在绍兴把他接去，如果死在家乡的话，我可没法阻止嵊县的叔伯们用迷信的方式办丧事。我知道他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现在他与耶稣同在，享受永远的福乐。”尹太太还告诉东姑娘，丈夫生前已征得她和女儿本人的同意，希望他们的女儿月英（Yue-kying）终身不嫁，效仿东姑娘的样式事奉神。[47]

 

另一位老人的死则促成了宓太太奶妈的重生，这位老人就是二月号中提到的那位“为主戒戏瘾”的老人。几周前，奶妈的亲戚假借母亲病重把她骗回家，告诉她，他们救她回来，是免得她的眼睛和肝脏被洋鬼子挖走。但她没有被吓倒，马上返回绍兴，现在她已经开始和另一位新信徒“二十七”的妻子一起学认字、学读经。[48]

 

这一季，绍兴府众教会共有40人受洗，台州府众教会则有10人受洗。为了考验太平县（今温岭市）申请者的勇气，蔡文才故意问：“你们愿意去附近福音站受洗呢？还是在家乡受洗？”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当然在家乡。如果我们去其他地方，没有几个人会知道这件事，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儿受洗，消息马上传开，岂不是为神作了见证了吗？！”[49]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1] 诺尔牧师全称为Hon and Rev. Baptist Wriothesley Noel（1799-1873）。英国及欧洲贵族家谱网站http:// www.thepeerage.com上, 诺尔牧师的编号为192175，他的父亲为Sir Gerard Noel 2nd Bt（1759.07.17- 1828.02.25）, 母亲为Diana Middleton, Baroness Barham（1762.9.18-1823.4.12），他于1826年10月17日与Jane Baillie（？-1889.05.18）结婚。英国国家肖像图库网站展示了画家Elliott和Fry为诺尔牧师作的传世肖像http://www.npg.org.uk/live/search/person.asp?LinkID=mp50536。1849年4月，American Whig Review和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Review分别报导回顾了诺尔牧师反对政教合一的文章（“Essay on the Union of Church and State”）。

[2] 引自“Missionary addres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Vol.1875-1876, March 1876, p.111。

[3] Ibid., pp.111-112.

[4] Ibid., p,112.

[5] 引自同期“Bereavement-lines written on the departure of a beloved memb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1870”一文，p.109。

[6] 白爱妹与福珍妮同为Home and Colonial Training College 1865年的毕业生。

[7] 引自同期“A Country Journey”一文，p. 108。

[8] 引自同期“Tidings from Fung-Hwa”一文，p.109。

[9] 引自同期“What a Boy did for Christ”一文，p.113。

[10] Ibid., p.113.

[11] 引自同期“Deserted Infants”一文，写于1875年10月10日，p.116。

[12] Ibid., p.116.

[13] Ibid., pp.116-117.

[14] 引自同期“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iii. Ning-Po”一文，p.113。

[15] 戴德生于25日生日后的一周，即1857年5月29日，正式向中国布道会请辞；数日后，祝恩赐也提出辞呈。

[16] 巴格尔夫人于1859年8月患霍乱去世，巴格尔医生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返回苏格兰；戴德生于9月中旬正式接收巴医生的医院及其它遗留的工作。

[17] 引自“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iii. Ning-Po”一文，p.114。

[18] Ibid., p.114.

[19] Ibid..

[20] 原文作Mr. Tsiu。

[21] Ibid., p.114.

[22] 引自同期“The Work in Shao-hing”一文，p.117。

[23] 引自同期“Illness and death of Mr. Nying”一文，p.118。

[24] 引自“The Work in Shao-hing”一文，p.117。

[25] Ibid., p.117.

[26] Ibid..

[27] 引自“Illness and Death of Mr. Nying”一文及脚注，p.118。

[28] Ibid., p.117.

[29] 有关金夫人的资料取材自她的孙女Joy Guinness1949年所著Mrs. Howard Taylor: Her Web of Time。

[30] 引自“A Strange but True Story, pp. 120-121, April 1876, Vol.1875-1876”，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

[31] 这位讲员是Henry Reid，后来到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即澳大利亚）宣教。

[32] 引自同期“Farewell Words”一文，p. 123。

[33] Ibid., p.124.

[34] Ibid., p.123.

[35] 引自同期“Description of Fung-hwa”一文，pp.119-120。

[36] 引自同期“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IV – Fung-hwa”一文，p. 127。

[37] Ibid., p.126.

[38] Ibid., p.128.

[39] 引自同期“Ah-Shih, The Little Chinese Girl”一文，p.124。 

[40] Ibid., p.124.

[41] Ibid.

[42] 引自“Departures for Burmah”，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Vol.1875-1876，March 1876，p.118。

[43] 引自“Good News from Burmah”，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Vol.1875-1876，April 1876，p.120。

[44] 摘自戴存义师母（Dr. & Mrs. Howard Taylor）1918初版的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第16章“Things will soon look up”。（pp. 238-241）

[45] Ibid., pp.241-242.

[46] 引自“Illness and Death of Mr. Nying”，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Vol.1875-1876， March 1876，pp.117 -118。

[47] 引自“Further Blessing in Shao-hing”，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Vol.1875-1876，April 1876，p.125；另上期“Illness and Death of Mr. Nying”一文，p.118。

[48] Ibid., p.125.

[49] 引自同期“Baptisms in T’ai-chau”一文，p.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