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八年赴华宣教士们的差遣礼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引言

 

在戴德生1853年秋第一次离英赴华之际，没有教会为他举行差遣礼，因为当时他没有隶属于哪一家教会，而中国传道会又是一个跨宗派的独立差会。唯一能找到的历史记载，是戴德生在9月5日（周一）那天应朋友之邀，在托特纳姆（Tottenham）的一家教会向会众致辞。当时他一心要抓紧最好的时机前往中国宣教，连垂手可得的医学文凭都放弃了，当然不会想到要为自己争取差遣礼的机会。后来陆陆续续加入内地会的早期宣教士们，也都是普通信徒，当时的教会通常不承认他们的宣教士身份，所以也很少会为他们安排正式的差遣礼。

 

到了1870年代后期，内地会一方面渐渐在英国教会建立了声誉，另一方面也更加注重以文字形式来报道和记录同工们的行止。因此，读者们得以读到1878年初这一批内地会宣教士临行前的详情。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以某一地方教会为主体举行的差遣礼，而是一个跨宗派的差会（内地会）借用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青年会）的场地举行的一次告别聚会。其中，青年会的创建人、卫理宗的差传总干事、内地会的创始人和新老同工先后发言，述说神在他们生命中所行的奇事。除了这些人员，还有五六个教会和福音机构的领袖们为这些宣教士一同举行了告别聚会（如：在Highbury Hill礼拜堂的Culross牧师，Burdett路公理会的J. L. Pearse牧师，Westourne Grove浸信会的W. G. Lewis牧师，Mildmay Park卫理公会的R. Moreton先生，工业之家的McPerson小姐，Mildmay会议厅的D. B. Hankin牧师）。[2] 这些声音穿越了一百四十年的历史，诚挚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至今仍能激励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继续宣教之旅。

 

差遣礼的报道

 

地点：Aldersgate大街基督教青年会（YMCA）

时间：1878年1月22日（周二）

为即将启程前往中国的高学海（Cardwell）夫妇、Moore夫妇、Fausset姐妹，稍后启程的Dalziel夫妇、Copp弟兄以及Markwick弟兄举行的差遣礼^[3]。

 

唱诗祷告后，主席George Williams先生^[4]说：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乃是为了对即将启程去远方服事的弟兄们说：‘再会！一路顺风。’年轻人在本国成为教牧当然是件美事，但是我认为，如果受感放弃所有，把福音传到遥远的国度，更是满有勇敢的精神。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宣教事工。今天，我们最感恩的事，就是神为这一代的年轻人打开了宣教之门。而且，我知道，中国的福音事工，确实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不论我们从疆土辽阔、人口浩繁，还是国民特性的角度去思考，都值得一提。

 

“我个人对中国人略有所知。两年前我在美国见过一些参加主日学的中国人，他们的背后都留着长辫，非常有意思。如果我对中国人的特点理解正确的话，他们应该是这样的：性格稳重，值得信任。他们绝非薄情易变、朝三暮四之人。一旦基督教的精神赢得了中国人的心，他们就会非常可靠，为主坚定不移。现在我要说这是一个优点。中国人的另一个特点，也是让人最有盼望的，就是他们一旦得着神的恩典，就会乐意奉献，支持宣教的工作。他们不仅预备领受，也乐意付出。你们知道有些民族可不是这样的啊！他们只愿意得，不愿意给。然而我所了解的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但老成持重，而且慷慨大方，所以我们可以期待神在中国行大事。

 

“我们的事工面对的是如此之大的禾场！我相信，每一位敬虔之人，无论隶属哪一宗派，只要掂掂这项宣教事工的分量，就必定会满怀感恩，为神所行之事虔诚地赞美他。因为我无法不想到，目前所成就的，只不过是大雨倾盆前洒落的几个小水滴。中国事工前程远大。为什么呢？有人说，如果要在那里为一千个人配备一位教牧人员的话，你需要差派四十多万宣教士。因此，对所有的宗派而言，都有足够的空间和足够的禾场。我们不必担心彼此之间会产生冲突。但凡靠着神的恩典，带着救恩之福音奔赴禾场的人，他们将上帝之爱那可称颂的荣耀福音带给可怜的中国人，使他们和我们一起在福音里有份，得享我们在本国已经得着的属灵恩典。

 

“对于内地会的事工，我心怀极大的欣喜，也表达最诚挚的支持，求神使他们的事工逐年成长，日益坚固，给那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带去更多的祝福。”

 

大会主席随后邀请戴德生牧师致辞。戴牧师说：

 

“朋友们，今晚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为着一个很实际的目标：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宣教士，我们需要许多真心实意的年轻人，全然信靠为他们付上宝血代价的耶稣基督，他们别无所求，只为效法基督，甘作活祭，若有必要，愿意放下自己的生命，为使主赐生命的信息得以广传海外。让我们祈求，这样的年轻人被兴起，并被神打发出去。今天，即使我们向中国每个省份差派两百人也不为多，只要这两百人都愿意倚靠信实无伪的主如此的应许：‘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3）

 

“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我这话是向着年轻人说的——如果圣经不是真实的，我们越早发现、越早扔掉越好；可是如果圣经是真实的，我们岂非越早照它行事、照它生活越好？在座各位，如果有人给你一张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无论是五英镑，还是五千英镑，你绝不会怀疑这张钞票的价值。你会相信钞票上印刷的票值是确凿的。圣经里的话岂不也是确凿的？这本书里所有的内容都值得我们全然信靠。圣经要么是神的话，要么就不是。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两百位年轻人出去进到中国的一个省份，以此来试验神的应许，并让他们自己欣喜地经历神是何等的信实？神的信实绝不落空。

 

“今晚我们聚集在此还有一个目的：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即将奔赴中国。他们稍后会作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的朋友高学海先生曾在江西省巡回布道服事多年，他即将返回中国。他的足迹遍及多处，也颇有成就。我最近探访那里时发现，有些信徒是因为他的缘故才归信的。目前没有人看顾、牧养和监管这些信徒，他们对神忠心，竭尽绵力广传他们所领受的亮光。探访之前，我难免对他们的状况忧虑，可是看到他们后，则心里倍感欣喜。所以，高先生此次是重返工场。今天在座的Moore先生是首次受派，他将会分享此时的心情。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培训当地传道人和布道员方面特别协助我们。这两位弟兄的妻子都将与他们同行。另外，还有一位Fausset姐妹，将要去那个国家的妇女中服事。还有在伦敦为大家熟知的教会同工Dalziel夫妇，以及在座另外两位朋友Copp和Markwich先生，几周之后也将启程。我们需要大家为这些宣教士们代祷。求神亲手带领他们，使用他们，他们也必蒙福。大家是否愿意代祷，求神为了自己的荣耀大大使用他们？”

 

高学海先生致辞：

 

“首先，我想告诉各位我是怎样认识真理的。记得多年前，还在伯明翰时的我，就像今天在我面前的一些年轻人一样。当时有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友好地带我去参加聚会，还向我推荐周日下午的查经班。他又进一步把我带进小教堂，与他同排而坐。我的属灵生命的萌芽期，可以追溯到他的影响力。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讲述此事，是想勉励你们也要照样帮助一些年轻人。当年帮助我的那位朋友对福音的果效难以预知。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如果我能再见到他，一定非常高兴，可是我不知道他人在何方。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对别人永久性的影响力会有多深远。你们看，那位朋友对我的影响力已经跑到中国去了。愿你们也如此行！

 

“戴德生先生刚才提到我在江西省投入的事工。这个省有两千四百万百姓，面积等于、甚至超过英格兰和威尔士。如果你曾经像我一样在那里旅行过，如果你像我一样见过那里属灵的荒凉以及民众拜偶像的光景，你就会像我一样毫不犹豫地返回那里。

 

“我担心的是海外之人对中国人印象很不好。他们许多人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我们无法仅从一些中国老港，例如上海、广州等地的所见，得出对中国人的恰当评估。我很遗憾地说，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受到了欧洲人的不良影响。但是，如果去到中国内地，你就会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坏。

 

“中国人是很随和的，在他们当中布道并非难事。你可以走上街道，沿路行走，和路上任何人搭讪。你可以走进茶馆，和他们同桌喝茶，他们就非常乐意和你交谈，而你总是可以把闲聊转上正题。至于我们在这民族中各礼拜堂的事奉，只要有人走过路过，我们总是可以召集一群听众。我们的小教堂一周七天日日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周日的概念，所以，我们每天都有讲道。当然，我们在主日有针对信徒和慕道友的特别崇拜。崇拜结束后，我们就把大门打开，来者不拒、一概欢迎，还有对外来人安排的崇拜。神赐福了我们在江西的事工，我相信他已在此行了大事，尽管目前看来还只是青萍之末。我已经走过大约一百二十座城镇村庄，行程不下成百上千英里。在这一省内，河网密布，你可以走水路去到几乎任何一座大城小镇，以至于当地人觉得根本没有铺修陆路的需要。我离开一个地方之前，都会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或留文字，或是口传。我发现，我去过的那些地方，只有极少数曾经有宣教士来过。但是有一个地方，在我第二次走访时，发现我留下的几本圣经都留下了频繁翻阅的指印，种种痕迹证明，主人肯定不是把书搁置在抽屉里，而是一有闲暇就拿出来阅读。

 

“这样，我们就知道神的话，因着神的灵，能够改变人心。我此次返回中国，也深信我以前走访过的许多地方，福音的种子已经在那里生根。我清楚地记得曾经去过一个地方，有一个人邀请我到他家，请来了一些乡邻，摆出一桌饭菜招待他们。我因此有难得的机会向很多人传福音。临走的时候，那人对我说：‘你来的时候，在泥地里走了三英里，现在，我实在不忍你再徒步回去，请你坐上我的手推车，叫我的车夫伺候你。’从这件事上，即可看出他的真心实意。

 

“我们所希望的，便是能够走出去，住在当地居民中间，我相信，在中国，只有住在他们当中，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信仰的真理和真实性，这比任何方法都好。中国人是非常可爱的。有一位63岁的老人家，来我们的小教堂有几个月时间了。最后，他终于敞开心门对我说：‘你也知道，我经常来这里，现在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来，我来不仅仅是想学一个新的教门，我来也是来看你的。’‘看我？’‘对，我是来看你信的教和你的日常生活是不是相辅相成。现在，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真实的宗教，我愿意申请接受洗礼。’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也许有些年轻人会说：‘可是，学语言实在是太难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心与灵皆火热——如果你看到这个庞大帝国的亿万之众都在向偶像屈身下拜，你也通过亲身经历知道，唯有福音才能救拔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事工面前的神，同样也会开你的口，指教你当说的话。有许多种方言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会。到那里六个月以后，你就能够会话、带领简单的崇拜或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有一位宣教同工到中国不久，他常常和一名洗衣工在一起，坐在洗衣盆旁边向他学中文。他会拿出一本新约圣经，把里面的字指给洗衣工看，请洗衣工读给他听，他就照着读，直到记在心里。通过这个方法，那名洗衣工也信主了，而我们的弟兄到中国仅仅几个月。

 

“至于旅行的困难，我们则拥有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伴随这个命令的，则是神常用来激励我的一个最宝贵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参太28:19-20）既然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缺乏？我们还需要什么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和成就我们？基督的同在——除此以外我们没有任何需要。所以，如果我们带着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意识被打发出去，所有的困难都会归于无有。

 

“可是，年轻人们，我要对你们说，如果你们正在寻求人生的地位，还有什么地位能高过服事万王之王呢？你难道不愿意看到他因着你在地上对他的尊崇、敬爱和忠心服事，而对你展露微笑吗？相信我，没有比服事神更好的事情了。你难道不想求问神，是否会在如此大的禾场中给你服事的机会吗？今天我们聚会开始时，唱的诗歌是‘马其顿有呼声’^[5]，现在，墙上有从中国传来的呼声。这些汉字是中国人亲手所写，意思是‘来助我侪’。^[6] 我们在座的各位，难道没有愿意回应这个请求的吗？难道没有愿意把自己献上来做这份事工的吗？我要再去。我在那个省已经服事五年之久，单枪匹马。请你们为我代祷，求神兴起一位合适的同工来帮助我，当我再次进入那一省时也指示我栖居之所。我甚愿神会在我所居之处赐福我，并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我所有的愿望。请你们为我代祷，求主如此赐福于我。”

 

Moore先生的发言：

 

“我亲爱的朋友们，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就离开了家。神在我心中动了慈工。现在，也就是今晚，当我回顾过去这十年，我看到神如何在我身上不断地做工，也看到神如何把我放在事工的不同位置，经历艰难和困苦，也常有喜乐伴随，神一直在为我进入被差派出去的服事预备我。神使我束腰备战，但我以前并不知道。

 

“两年多以前，我第一次看到神呼召我去中国。回想起来，我发现——可能这个想法对其他人也会有所帮助——不论神预备我们将来参与什么服事，最好的预备方式，就是在此时此地忠心地服事他。我感到，当我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奉环境时，神就为那些我还未见的事工装备我。现在，我想利用今晚的几分钟时间，和各位分享神如何满有恩惠地教给我一些功课，因着这些功课，我得以满心喜乐地奔赴中国。

 

“我感谢神，因为他指教我如何与他相处。他把我放在一些处境当中，使我不止一次在孤单时单单倚靠他，并在逆境中因神的笑容得到单纯的满足。我永远都忘不了在那种境遇下神与我同在、我也与神同在的感觉。我感谢神，因为他使他的同在成为我恒定的事实，也使我明白，在我为他所做的事工以及在我的生命中，我都必须为神而活。

 

“现在，来说说奔赴中国的事。我知道神呼召我参与这项事工，我也是单单出于神的呼召而前往。我从不怀疑这是我分内的服事。神没有让我马上成行，而是后延了一季，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不仅是我分内之事，也是出发的最佳时机。

 

“正如其他弟兄们一样，我去乃是做属灵的工作。神已把我们的心放在属灵的果子上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宝血里面，我们的良知得到安息。在他里面，在他的生命里，我们的心得到安息。在他里面，在他的话语里，我们的思想得到安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了完全的安息。那么现在，我们出去做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其他的人也能被带到神赐给失丧之人的救主、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同样被接纳和得满足的地位吗？是的，今晚，我要感谢神，藉着圣灵的启示把基督彰显给我。

 

“我相信，神会在带领我们的过程中，让大多数人对基督徒生命中的某些方面比另一些人有更深刻的感触。神赐给我最深刻的体会之一，即做基督徒便是成为一个无私的人。自我意愿、自我享乐以及取悦自己的生活，乃是应当胜过的大恶，而神的福音正是医治我们心中自私顽疾的良药——使我们变得像神，也就是充满慈爱的神的样式。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的需要吗？我们都了解被自己的私欲罪恶降服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那是何等沉重的捆绑，何等彻底的奴役。我们知道，当人们告诉我们，满足个人私欲、追求个人的好处和福利能带来快乐时，我们的心在罪中是何等空虚。哦，我们是何等蒙福，神愿意把脱离罪中之乐的救恩彰显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提供一条出路，使我们的心得以重新被他赢回，倾心地爱神，而不是爱我们自己。除非我们开始因着神的恩典，无私地爱他，我们便永远得不到灵魂的真自由；如今，我们得以无私地爱人，因为爱神而服事众人，虽然有些人并不可爱。因此我去中国，是相信这是要我们学习如何爱人的机会，得以参与带着爱去服事的圣工，预备我们在天上更重要的事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被差遣，是要去做仆人——做神的仆人，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去做那些灵魂失丧之人的仆人。

 

“当我初次想到这一服事领域时，我说：‘好，现在我要看神的作为。’我的前景是这样的：这是神的事工，我必要从神那里领受属于我的事工——因为神是万事万物的大总监，我要一刻刻、一天天学习神计划的完全。这样，我才能学会靠着神的恩典，我才能够完成我个人的职分，并且靠着圣灵的力量，我才能达成最完全的成果，也因此而得着喜乐。既然我们是要去中国观看神的工作，去观看神如何用他大能的灵膏抹这些软弱的弟兄和姐妹去成就他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会失望吗？但愿神，藉着同样的圣灵，使你们与我们同工。但愿圣灵指教你们何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还有那地的需要，并为此献上祈求祷告。

 

“我实在满心愿意分享祷告的事项，但因时间有限，无法展开。惟愿神帮助你们为我们代祷，不单是为我们，更是为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是属乎他的——因为我们所要做的工，正是神的心意所在，对基督为之舍命的圣徒而言也是最宝贵的。”

 

接着，来自缅甸八莫（Bhamo）的范明德（J. W. Stevenson）先生^[7]解释了台上列出的不同的福音对象，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各种迷信。之后，他又讲了一些他个人认识的当地基督徒的蒙恩见证，内容十分有趣。

 

Jenkins牧师^[8]发言：

 

“记忆之中，很少有比今晚这样令我更为热心的场合，只因听到了从宣教禾场回来的人们所作的简单见证，讲述神在那里的作为，也听到了那些已经定意将自己分别为圣、即将离开我们奔赴禾场的弟兄的誓词。我感觉今晚的聚会，是我印象中最感人、最美好的聚集。

 

“我不知道自己成为宣教士已有多久，但我必须承认，当我前往印度的时候，内心并非甘心情愿。我更想待在母国，在英国式的教会聚会，因为我喜欢用英文来讲道，我也感觉自己并没有蒙召去忍受宣教士生涯的种种艰辛。第一年，我在印度中部度过——大部分时间孑然一身——感谢神，他在那里使我第二次归向他，使我成为一名宣教士。我被庞大的异教体系所围困。当时我非常年轻，没有经验。我周围的异教徒比我有智慧、有才智、多计谋、高学识，也更加富有。当我拿自己的年轻无知、孤单无助和周围的异教人群相比照，心中就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抑郁。我常常晚上回到家，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好像大海中的水手紧紧抓住一根桅杆一样——紧紧抓住。就这样，我得着了宣教工人必需的信心。

 

“今晚，我们有九位同工即将奔赴中国。其中有五位周四出发，另外几位也会在几周内出发。我是否应该把你们的祝贺传递给他们？我是否应该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依靠你们的代祷？我是否应该告诉他们，在他们可见的身影离开你们之后，你们仍会同感一灵地记念他们？我是否应该告诉他们，在我们最有力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触摸到神的全能时，你们也会靠着神的恩典把神的大能与他们分享，不仅在他们出发的路上，也在他们的工场里面，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能够得以保守，他们的敬虔之盐永不失味？我无法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会用悦纳的眼光看他们；我无法告诉他们，《泰晤士报》上会有一篇报道他们启程的社论来恭贺他们；我无法告诉他们，在《每日电讯报》上会刊登有关他们的显要声明；我无法告诉他们，这个国家的新闻界——这个国家属世的新闻界——会对他们表示任何支持。我只会很遗憾地说，论到基督教在各宣教禾场的情况，新闻界的态度是极其令人挫败和充满怀疑的。世上的人常常看宣教士如疯癫（mad man）。然而，‘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5:13-15）这就是今晚聚会带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即将远赴天底下最困难的福音禾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从未像今晚一样听到如此多激励人心的话。我在两年前去过中国，在去之前也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我必须坦承，我对中国事工的印象，并不像我的好友戴德生先生和他的同工们所讲的那样令人鼓舞——若是戴先生允许我称他为好友的话。我到中国之后，参观了上海、汉口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感到那里对外国人有极大的不信任和猜疑。所到之处，他们都叫我‘洋鬼子’。连那里的狗都和我过不去。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很遗憾地认为，英国人在中国之所以不被信任，是由于鸦片在英华关系中引发的愤怒和不良影响。让我告诉数日后即将启程的朋友们，我们留在英格兰的人不会让鸦片这个问题轻易过关。我们不愿看到不列颠的手仍然不愿放弃这个受诅咒的污点，或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滋长导致中国灭亡的恶果。我个人的观点是，当英国人对这项争论的事实了解清楚后，应当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除恶务尽，我们要洗手不干。’如果印度的国务大臣说：‘那么由此而来的七百万利益呢？’我相信，即便我们从这个堪称国耻的贸易中获取七千万的收益，也无法将其混杂于英国敬虔和智慧的产业中。

 

“在去中国之前，我不喜欢中国人。我不喜欢他们眼睛的形状，我也不喜欢他们看我的样子。可是，当我遇到一些中国的基督徒后，当我和他们一起度过几个（特别是其中某个）安息圣日、在信徒的团契里和他们接近后，当我听到他们信主的见证、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邻舍中推广神的圣工后，当我看到他们的慷慨大度后，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中国人有了爱。我和他们同领圣餐。一名中国人把饼递给我，要我吃下，他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当时，我忘记了我是英国人，也忘记了他是中国人——我感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同一张饼”。接着，他把杯递给我，说：‘这是基督的血。’他喝了，我也喝了。那时我看到神把地上的万国合为一体来服事他，这万国，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英国人。他通过基督耶稣的宝血救赎了世上的万国，包括不同教派甚至是不同民族，无论他们是多么显赫，此时此刻，在我心目中都成为可宝贵的卑微，因为这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为肢体。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即将启程，在我发言结束前我还想补充一点。你们将要学习一种极难掌握的语言。你们将要带着中文白话文的圣经，用白话文讲福音。中国人将会听到你的辩论，他们会看到你想要劝他们归信时的情辞迫切，但是，请允许我说，我非常确信，最能够打动中国人心的，其实也是最能够打动英国人心的，乃是在他们中间服事的人身上，那言行一致、圣洁无暇的生命，对圣经所作出的活生生的展示。哦，身处异教之国，周围的人大都不信主，大都生活放荡，大都归于沉沦，这样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失去信仰。因为我们在所有的事务和问题上，都会受大多数人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失去今晚所看到的美好范本，即青春焕发、充满活力的敬虔与火热。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使他们迈向成熟，却永不枯竭。愿他们始终保持美好的属灵泉源和鲜活。如果神使他们歇了在地上的管家职分，一个人可以从中国去到天国，就像他可以从英国去到天国。对神而言，时间不是问题。一个人即使只服事神一个钟头，也是甚好的，如同他服事了神七十年一样。或是早——按神的旨意，为了教会的缘故，可能为迟——或是早、或是迟，惟愿他们听到主的声音时能欢喜快乐：‘来进入我的喜乐，坐在我的宝座上！’愿神的旨意成全。”

 

曹雅直（Stott）先生发言道：

 

“听到诸位的发言，我为神的信实大受感动。请允许我来分享我在中国宣教时所经历到的神的信实。1866年，我刚到中国不久，必须自己打理家务。我在处理家政前，一定会有个家庭祷告。我的‘全家’只有一名负责煮饭的小伙子和他的妻子。但是，我仍当忠实地履行属灵责任。虽然，我的语言还没学好，不能用汉语祷告，但是我从圣经里挑选了一些经句串联起来，在家庭祷告的时候，跪在地上颂读这些经文。现在，让我们看看神的信实。我的这位厨子和他的妻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主了。此后，我相信他们一直保持信徒的生活，他们

后来在宁波另外一家差会的宣教士们身边做助手有八年之久。让我们再标出今晚诸位分享的重点。我的厨子说，我对他的影响，不是我的话语（我的汉语结结巴巴，他勉强听懂），而是我的生命。他说，这才是他信主的原因。

 

“我再举一两个显明神信实的例子。我们的差会有一项原则，就是绝不在一个已经有新教宣教士开展事工的地方驻留——我们始终不断前进。所以，当我对中文有了初步掌握之后，就离开宁波，前往浙江南部的一个地方，那里距宁波有七八天的路程，远离一切欧洲文明。可是，亲爱的朋友们，神的大能，使瘸腿的也能捕猎。^[9]早年间，我把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之上，如果我有两条腿，我愿意把两条腿都献上祭坛。神赐给我的一切能力，我情愿再次奉献给他。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愿意在中国服事他。所以，在我去到温州以后，虽然困难重重，我还是立定脚跟，很快建立起一间学校。学校逐步发展。过去两年间，我最得力的左右手，便是十年前到我这里入学的一个小男孩，^[10]另外还有一名就读期间信主的、很有前途的助手。还有一位基督徒的教师，也是这间学校所结的另一枚果子。就在上周六，我收到一封我的同工蔡文才（Jackson）先生的来信，告诉我说又有一位学生信主了。通过我们的合一事工，我相信那座城里已经有四十多位真正归信上帝的信徒，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福音。

 

“英国政府发行的‘蓝皮书’中说温州城和四郊共有超过三十万的居民，但是实际上整个地区居住着三百五十万左右的人口。我最初在那里传福音时单打独斗，一个人可怜兮兮，形影相吊。曾经有超过一年——我想大概是14个月时间——见不到另一个欧洲面孔，没有听见过一句英语，可是神一直向我见证他的信实。有一次我的经费非常紧缺——事实上，紧缺到屋子里一块钱都没有了——接连20天，或者21天，我记不清了，我身上连一块钱都没有了——可是家里有近二十个人要吃饭，我怎样喂饱他们呢？我觉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神对穷乏软弱之人的信实。你知道，我敢说这也是我们的另一个原则，就是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不要负债。我的钱用完了，粮食也快耗尽了。这时，有个人来找我，我曾经从他手上买过几次大米，他说：‘曹先生，你最近为什么不来买米了？你的米一定吃完了。’我说：‘是的，米是快要吃完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再买。’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问为什么，简而言之，因为我没钱买米了。’没过多久，那人送来了两袋米和三千文钱，约合10-12先令。后来，这些米也吃完了，钱也花完了，但供应还未接上。但是当钱米俱尽时，那人又来接济我。我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些日子里，我对神有何等喜乐。只要生命不息、理性仍存，我就会记得，我有时候在卧室的地板上一口气坐两个钟头，满心向主，有时我觉得自己几乎要举起双手，拥抱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在那20或21天当中，我经历了人生中离主最近的日子，神也让我心里充满了平安。我想我从未对神的帮助产生怀疑。在我等待神的帮助临到的那段时间，我收到我们的朋友，布伽先生（Mr. Berger）^[11]的一封信，告诉我有位年轻的朋友已经从英国启程，在我收到信的时候，大概已行过中途，这位新同工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我敢说很多人会说，我在当时的境况下不宜成家。可是，我发现神是信实的，就在她抵达温州之前，神已使我脱离困境。

 

“请允许我再分享一个例子，见证神的信实、美好和良善。大约三年前的夏天，我的妻子病倒了，我们就到宁波换个环境休养。在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英国的船员觉得他也想去温州看看，就邀请我们乘坐他的游艇。一天早上，我们发现天气异常平静、纹风不动，可是转瞬间汹涌的海浪把我们的船冲向礁石。船长用尽一个英国船员所知的一切努力和手段，可是海浪仍然很大，如此持续很久。最后，我们只差几英尺就要撞到礁石上了，游艇一旦撞上，我们必定会落水而亡。

 

“我和妻子走上甲板，看见危险迫在眉睫。英国船长说：‘没人帮得了我们，或许神能帮我们，这种情形已超出了人力。”我们回到船舱，我和妻子一起跪倒在椅子上。我们拉起手，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天父。当时，我的心情就像现在一样平静。我感到有一丝的希望，可是我又觉得这丝希望一定会泯灭，大海将会成为我们的坟墓。可是，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爱我们的神手里，我们握手，彼此亲吻，说：‘再见了，我们在地上一起生活得很快乐，我们死也不要分开。’

 

“可是，让我惊讶的是，船并没有触礁，我们等了一会儿，又上甲板上察看，发现船距离礁石还是那点距离。我们站立片刻，然后鼓舞水手们把船驰开，就又回到船舱祷告。等我们再回到甲板上的时候，船离礁石又远了几英尺，水手们还在努力划船，设法让船和礁石保持距离。又过了片刻，起了一阵风，我们扬起帆，就此逃生了。以上这些只是印证神信实的几个见证。我还可以举出许多见证，但是寥寥数例已经足够。

 

“最后，让我用一句话来做个总结。如果在座有谁愿意去中国或者别处做宣教士，一定要在神里面有信心。神是配得我们的信靠，神是配得我们的爱，无论你人生的前景如何，你都应该将一切摆在神的祭坛上，当你这样行的时候，这只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奉而已。”

 

戴德生先生做了简短致谢之后，主席回应发言说：“今晚的聚会对我而言非常精彩，着实令人受益匪浅。Jenkins先生所言完全正确，聚会中确实有一种令人欣喜的活力和能力。对于即将出发的亲爱的弟兄们，或许可以允许我在此加一句话为他们送行，这是以赛亚书41:10的经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必定常常记念你们，祷告祈求圣灵的大能在你们的事工中与你们同在。”

 

最后，Ebenezer Jenkins牧师做结束祷告。

 

译后记

 

笔者在翻译这些百年前的史料时，常常思考的一些问题是，21世纪的宣教与19世纪的宣教究竟有什么区别？21世纪的宣教士与19世纪的宣教士所面临的挑战有什么不同？不同时代对宣教士的要求有何不同？虽然这一百四十年来，世界的变化很大，宣教的“法”（策略）、“术”（方式）、“器”（科技）必须不断调整，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吸引新的群体、满足新的需要；但宣教的“道”似乎又是永远不变、万古长青。在此，笔者尝试结合这篇差遣礼的记录，思考几个关于宣教的核心问题：

 

1、言行一致

 

通常一想到跨文化宣教，就会想到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当地语言文化固然重要，但还只是停留在“法”和“术”的层面，这场聚会中好几位都特别提到比语言流利、文化熟稔更重要的因素，那便是福音使者言行一致、心口相应的属灵生命。正如Jenkins牧师所言：打动中国人心的，和打动英国人心的“属灵秘器”一样，都是服事同工的圣洁生活。如果说“此时此地”，在没有语言和文化障碍的情况下，你身上的基督徒生命在吸引人归主的事上有所助益；那么，到了“彼时彼地”，跨越了语言文化的障碍之后，仍然是你身上的基督徒生命影响你领人归主的事工的果效。若非高学海弟兄的日常生活和他传讲的福音相辅相成，阅世经历丰富的六十老翁便不会申请受洗。若非曹雅直弟兄在内室和后院也过着圣洁诚信的生活，他的厨子很难因这位番人雇主信主。赴华宣教史上，常有汉语还没学会的宣教士带领身边的中文老师、仆妇邻居归信耶稣的案例。这些人为了谋生，得以长时期、近距离地观察高鼻深目的外国人，逐渐发现他们绝非是坊间传言的居心叵测的恶人，而且在起居饮食、家庭生活中处处活出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当我们邀请异族慕道友读圣经的同时，他们也在“读”我们这些“圣经活展板”。尤其在不能“口传”的地区，跨文化工人的“身传”就更为重要。

 

2、爱人如己

 

作为中国人，读到一百四十年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观察和评价，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好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自身的优缺点，同时也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观察和评价其他民族。Williams、Jenkins和高学海都提到了“可爱的中国人”，令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Jenkins的分享，他不仅坦诚地说出最初为何不喜欢华人，也详述了中国之行如何改变他的偏见，并以华洋同领圣餐、成为一体作为高潮收尾。中国人虽然常常批评西方人的种族歧视，但常常有意无意之间歧视其他种族，即便是在各国成立的华人教会也大多难以免疫于这样的思维定式。带着这种种族优越感，是无法“爱人如己”地去服事异族慕道友的。你若对当地人没有发自内心、源自于神的爱，是无法吸引他们信主的。

 

3、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

 

宣教新兵Moore先生提到，对未来事奉最好的预备，“就是在此时此地忠心地服事神”。戴德生第一次去中国之前，在赫尔的哈迪医生的诊所和伦敦的医学院，经历了两年多专业方面的训练和信心方面的操练，这对他后来在华第一期六年之久的宣教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百多年之后，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也特别指出：“漂洋过海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宣教士。”通常内地会的宣教士候选人都是已经在本地本家脚踏实地地参与过事奉、经历过神的信实、得到过试炼的成熟平信徒。基于“此时此地”的属灵操练，Moore临行前最深刻的体会是：“做基督徒便是成为一个无私的人”，去中国服事，便是到“彼时彼地”操练这种无私之爱。早在“此时此地”，曹雅直就把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任差何往，有一条腿献一条腿，有两条腿献两条腿，并认为这不过是理所当然之事，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他远渡重洋、跋涉千里，成为温州教会的奠基人。其实，从圣经来看，“无私”和“奉献”绝非仅对宣教士的要求，而是对所有门徒的要求。

 

4、前线禾场与后方本部

 

由“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探讨，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地的后方”与“彼地的前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在19世纪末交通迟缓、通讯不便的背景下，还是在21世纪交通便捷、通讯发达的变化下，宣教的前后方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宣教士在英国被视为“疯癫”，在中国被叫做“洋鬼子”，可以说常常处于一种腹背受敌、两头不讨好的境遇。虽然当时的英国可能自诩为“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代表，但实际仍有属世的英国和属神的英国之分。当笔者译到，当时《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都不会用醒目的版面报道赴华宣教士的行止，心中不免生出伤感；当然，现今的世界也没有一个世俗国家会对跨国宣教做正面的宣传。一方面是教会在社会影响力日渐式微，另一方面是在教会内部，宣教事工日益边缘化。Jenkins以“退伍”宣教士的身份负责卫理公会的海外事工，尤其能体会前后方互动的重要性。他不仅提到，留守英国的基督徒，绝不该放过对远东前线造成极大困扰的“鸦片问题”；他还挑战在座的基督徒，在宣教士离岸之后，不可“眼不见、心为净”地忘记他们，而是要如同他们仍在眼前那般恒久代祷。如果教会不记念宣教士，宣教士势必铩羽而归。神的国，不仅包括“此时此地”的“后方本部”，也包括“彼此彼地”的“前方禾场”。愿我们都成为不仅关心“身边”，也放眼“天边”的基督门徒。

 

 

 

[1] 原文为“Valedictory Meeti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 34, April 1878, pp. 46-51.

[2] 参：“Summary of home new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 34, March 1878, p. 41. 从这一名单上也可以看出内地会早期在英国的支持群体。

[3] 按《亿万华民》和内地会名录的记录显示，高家、Moore夫妇和Fausset姐妹，是1878年2月24日离英，3月11日抵华；Dalziel夫妇、Copper弟兄和Markwick弟兄则是4月18日抵华。这几位可能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中文姓名留下来，故本文也保留其英文姓名。

[4] 可能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创始人George Williams（1821-1905）。

[5] 原歌名为：There’s a cry from Macedonia，歌词全篇可见：https://hymnary.org/text/theres_a_cry_from_macedonia。

[6] 内地会的出版物的封底，常常印有“来助我侪”这四个汉字。译者推测，当天聚会时，同工们也把这四个汉字印在墙壁上。

[7] 范明德曾在浙江绍兴一带宣教，自1875年便与同工探索从缅甸八莫进入中国云南的道路。

[8] 全名：Ebenezer Evans Jenkins （1820-1905），卫理公会牧师，1845-1863期间赴印宣教，后因健康原因返回英国，1884-1885年间走访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地的宣教站。参加这一差遣礼时出任卫理宗宣教部门的总干事。参见：https://en.wikisource.org/wiki/Jenkins,_Ebenezer_Evans_(DNB12)， 2018年4月23日浏览。

[9] 原注：曹先生早年不幸失去一条腿。译注：曹雅直这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33:23“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10] 曹雅直1868年创办的寄宿男校，名为“仁爱义塾”，首名学生是周殿卿。他儿时偏瘫，毕业后成为传道人、教师，协助宣教士们在平阳、桐岭开辟新福音站。

[11] 布伽是内地会早期在英国的联络人，负责后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