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中国家庭教会正处在神学、牧养、治理的转型和成型时期，在此过程中，对教会论认识不足的问题越发显露出来，亟待众教会的牧者们自觉而深入地学习。近日，本刊编辑部有幸邀请到中国某城市的几位年轻牧者，就教会论这一主题进行了一次座谈。大家在一起就着各自在神学学习和牧会实践中对教会论的认识和反思做了深入的分享。从中可以看到，这几位牧者尽管有着不一样的属灵成长经历和神学装备历程，在某些问题上的神学立场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同样带着对教会、对基督深切的爱，踏踏实实地投身于牧会现场，主也引导带领他们在各自的牧会实践中，对教会论相关问题不断地进行着思考和探求。本刊编辑部将此次座谈会的主要发言整理成文，盼望借此能给更多的牧者同工带来启发和益处。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教会论的？当时是出于哪些原因？哪些书籍或人物对您关于教会论的思考有较大的影响？
始明：我所在的教会是2001年开始的，当时聚会的方式杂糅着我们有过的大学生团契、三自和家庭教会的聚会经验。但随着教会的发展，很多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比如：谁是带领人？哪些人是属于我们教会的而哪些人不是？这些在当时都很模糊。
2011年我去读神学，期间读了一些有关教会论的书，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是凯波尔(Rienk Bouke Kuiper)的《基督荣耀的身体》，那是我读的第一本关于教会论的书，让我意识到教会不是我们根据经验形成的一个团契，而是要根据圣经中神的定规来建造。后来我在实习的时候所读的狄马可的书，还有他的同工约拿单•李曼的书，对我影响最深。
卢克：我是2011年开始关注教会论的。其实我自己最初是非常缺乏教会论的，大学期间跟着一位老师信主，之后就一直在一个小组里被牧养，并没有教会的概念，也不太关心这个问题。直到2010年的时候，自己参与带领的一个小组因为种种原因被主要同工解散了，组员们才开始思考教会是什么，并最终决定放弃小组的形式，开始学习建立教会。
当时也没有太多培训的资源，我们就一起看书。我最早看的书也是《基督荣耀的身体》，后来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读到过克罗尼的《教会》，也很不错。那时候我接触到了CPN（教会植堂网络）和健康教会九标志，后来又一起去美国观摩了国会山浸信会和救赎主教会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教会，感到很震撼，促使我们在教会建制上开始有更多的思考和学习。最终我们发现我们更加认同长老会的模式。
多马：和卢克一样，我也是从2011年开始关注教会论的。我们最早都是在大学生团契信主的，大学毕业以后又慢慢聚到一起，去传统家庭教会聚会感到不适应，就自己开始小组聚会。那时比较关心的是人数的增长，很实用主义，尝试过很多方法，不行就换。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当时在神学上很不清楚，不懂得什么是教会，也没有意识到教会的重要性。
那时候我自己读了一些改革宗神学的书，包括大家提到的《基督荣耀的身体》，稍晚一点接触到狄马可关于教会论的书。说到具体的人，昆明和武汉的两位改革宗浸信会的牧师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此外，始明牧师的影响当然更直接。
大牛：可能我关注教会论的问题比较早一些，我是2002年信主的，信主第一年就开始关注教会论的问题，因为刚在学生团契里信主就被带到传统的家庭教会里聚会，两边张力很大。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团契不是教会？为什么只参加团契不够而必须还得参加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该如何具体地委身？
信主之初能读到的教会论的书不多，和大家一样读到了《基督荣耀的身体》。虽然懵懵懂懂，但心里对教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其实就是对基督的爱，这爱使我愿意去教会，愿意和弟兄姐妹相交，愿意服事，愿意传福音。当时完全没有什么神学反思，只是希望看到教会能彰显基督的荣耀。
之后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教会论相关的书，但是印象最深、令我非常感动的应该是《论教会改革之必要》，那是2005年夏天，读得热血沸腾，感觉我里面教会的情结一下子被加尔文用他的话语给宣泄出来了。2006年我读到林鸿信那本《加尔文神学》，书的扉页上印着加尔文一句话：“对教会的爱和焦虑把我带到一种忘我的地步，直到我别无所好。”这话一下子就进入我的心。去读神学之前，《长老教会治理问答》对我影响很大，比较全面的告诉我，长老教会的整体的教会观。读神学期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有不少，比如，魏司坚（Geerhardus Vos）的《神的国与教会》（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Church）和赫尔曼·瑞德鲍斯（Herman Ridderbos）的《国度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这两本书帮助我很好的梳理了天国和教会的关系，尤其是怎么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教会，包括政教关系等等问题。另外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就是詹姆斯•班纳曼（James Bannerman）所写的《基督的教会》（The Church of Christ），一千多页，几乎回答了我有关教会论方方面面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对我帮助也很大，比如罗伯特•莱兴（Robert Letham），大卫•豪尔（David Hall）等，他们有关威斯敏斯特准则的认信、长老会治理、限定原则等的教导，对于我认识长老会的教会论帮助非常大。
再有就是在教会服事过程中对传统家庭教会敬虔主义的反思。敬虔主义持个体主义的福音观，强调个人和神的关系，反对建制性的教会，认为建制会扼杀福音。但在教会服事过程中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谁可以给人施洗等。那时我读到早期教父的文献，比如居普良的《论教会的合一》就对我震撼极大。他直接宣告教会的独一性是教会的首要属性，教会是一，分裂教会等同于背道。说实话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教会是一，从来没有觉得拒绝相信圣而公之教会是会不得救的。这让我看到教会论跟救恩论是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并且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它是在个人的救恩之前，《使徒信经》按次序教导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第三个部分论到圣灵，首先的内容还不是个人的救恩，因为在“我信圣灵”之后，马上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然后才是“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2006年我开始作讲道同工，特别是2009年跟同工们一起植堂，使我更深地思考教会论的主题，这也成为我2011年去读神学的重要原因，那时候我已经确认神呼召我去服事教会。很感恩，我就读的神学院，规模虽不大，但跟教会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的老师，很多有着博士学位，但同时又是教会的牧师。他们要求我们委身在教会里面，而且在我所在的那个区域是长老会比较密集的区域，有机会可以去接触不同的长老会的教会，他们开放所有的资源给我们，包括我们可以进入他们的家庭，可以旁听长老会议、区会会议、总会会议等，这对我近距离认识长老会的教会生态和教会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
编：您如何理解教会论和系统神学中的其他论题之间的关系？在教会论中你关注哪些具体的论题？
始明：我觉得教会论和救恩论有非常深切的关系，是不能彼此分开的。我们从前认为救恩就是我和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一个人只要决志祷告信了耶稣，剩下的都是次要问题。但说救恩论是跟教会论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是因为要由教会来确认一个人的基督徒身份，教会来确认这个人对福音的理解是否正确，并确认他是否按着福音结出果子。
教会论也和末世论关系密切。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教会作为基督完美的新妇，神的子民彻底地、完全地聚集在一起，那时候的完美也是和今天的教会有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教会论是可以贯穿在我们一切的教导当中的。
九标志事工中有教牧问答的专栏，长老们回答问题的时候，会把一切问题都自觉地和福音关联起来，也和教会关联起来。当然，我可能会觉得说它不是等同于救恩，但是它对救恩的显明，和对救恩的确认和呈现，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在教会论中的具体关注，我想这跟教会的不同处境、建制所在的不同阶段相关。对我来说，目前更关注的是众长老治理的问题，涉及：长老和执事的关系，全职长老和带职长老的关系，全职长老之间的关系等。
卢克：对，我非常认同始明牧师所说的，我也认为教会论同救恩论、末世论关系密切，比如：一些宣称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却不委身教会，以及教会在末世所担负的使命等。另外，我认为教会论跟基督论也很有关系。人们很少把教会是当成基督的身体来看，所以一些人分裂教会却不觉得这是犯罪，因为他觉得这只是涉及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不知道这也是和上帝之间的问题。
至于具体关注的议题，我会比较关注教会处境化的问题。在教义的方面，历代的教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方面都是很清晰的。但在应用的层面，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处境中，作为教会，我们该怎样去回应这个环境？怎样把教会论应用到实际的情况当中，这是我更关注的。
多马：是的，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既然我们称之为“系统神学”，就表明它是一个整体，所以教会论一定是嵌在当中，各个部分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其中我认为跟救恩论的关联更密切一些。
大牛：我非常认同多马长老的观点，我们学习系统神学导论的时候，特别强调神的单一性，系统神学会因着人的有限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所有的这些角度必须在“神是一”里面统合在一起，它们不可能彼此矛盾，教会论也永远不可以和神学的其他主题分割开来。对我来说教会论跟基督论、救恩论、末世论等，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
从教会论和神论的关系举个例子。我过去有些轻乎地方教会的自主性，但在学习教会论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长老会特别强调地方教会的自主性，即同时一方面地方教会是独立自主的教会，但是同时所有的教会在一起又是一个教会，两者同时都是真的，同时都是绝对的，其实这反映出来的是上帝的一和三的美，上帝的一和三是绝对的。再比如从基督论的角度理解，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体现的就是基督的荣耀。
说到具体的关注，我在现在的这间教会牧会已经四年，除了关注教会的建制和归正外，更关注教会的牧养，因为我被呼召作为牧者，要关注实际的牧养工作。过去对牧养的关注只停留在道的宣讲层面，现在我会更多地认同巴克斯特的观点，真实的牧养是极其复杂的。
编：您认为对于教会论的自觉思考对一个传道人的事奉来说重要吗？在当前的处境中，如何看待教会论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意义？
卢克：教会论对传道人的事奉很重要，我个人比较看重传道人和地方教会的关系，这也和我的经历有关。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带职事奉，但主日讲道基本都是我讲，很多行政工作也是我做，同时我又是教会奉献最多的人。当时我感觉自己是脱离教会以外的，觉得教会需要我，但我不需要教会。我曾骄傲地以为如果我走了，教会就完了；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可以靠恩赐活着。当时不愿意全职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旦接受了教会的供应，就要接受教会的监督，不像带职服事时，没有人可以对我提更多要求。后来我觉得自己需要谦卑下来，需要得到教会的支持，而不是脱离在教会以外。
从更广的层面看教会论的意义，我认为它有助于解决中国家庭教会两极分化的问题。我所谓的两极分化，是说有一些传统家庭教会完全坚持自己已有的经验和模式，一点儿不愿改变。另外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新兴教会，一点儿不看重神学和传统，相当世俗化。有关教会论的探讨对这两者都有帮助。事实上，最近十来年的时间，很多教会都在往归正的路上走。
始明：教会论对教牧实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体现在很细节的方面。比如一个牧师如何安排和分配时间，拿我自己举例，很多人知道我的邮箱给我发邮件，或者给我发微信问题，都会占用我的时间，那么这些事在我的优先次序里面处于怎样的地位？于是我首先要考虑我的牧养对象是谁，我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谁身上。作为牧者来说，神没有给我责任让我牧养全世界的基督徒，我首要的责任是牧养这个教会的会友。这是非常简单和实际的应用。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教会成员遭遇属灵难题，他会首先考虑从谁那里寻求帮助？他可能会想到他以前教会的某一个家庭，或者某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或者他所听过的某个名牧的讲道。但是从教会论的角度来说，他的帮助应该来自他所属并且承诺彼此相属和相互督责的地方教会，尤其来自地方教会的长老们。所以对传道人的事奉来说，我们当怎样牧养这些会众，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当会众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每次都找来一篇文章直接丢给他，说这是某个名牧很早之前就讲过的。这样实际不是在牧养他，只是让他接受外在的资源。作为牧者我需要用他能理解的方式讲给他听，让他容易接受。我觉得这是牧者对于羊群每一只羊真实的关怀。因此，牧者作为领头羊的角色，如何安排时间对教会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至于教会论对当下中国家庭教会的意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只简单谈一点。传统中国家庭教会一直把合一看为很高的真理，所以对宗派和强调自己的教义等都持较负面的态度。但是，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是，当我们强调教会论，势必会带来一些观念的不同，势必会带来羊群之中篱笆和篱笆之间的边界，所以教会论对中国教会来说，可以带来更多的讨论。尤其是涉及教义的部分，为什么会有这个教义？这个教义在历史中是如何形成的？经文当中是怎么说的？对这些可以有更深入的思考。合一当然是对的，但是合一不是圣经中唯一的真理，否则就掩盖了圣经里其他明确的教导。关注教会论会让我们更完整地看待圣经，也让我们的良心对圣经明确给出的经文有更深的思考，因此有助于高举圣经，高举基督，而不是停留在人意的层面。
多马：前面两位的回答我也挺有感触，就我而言，说到教会论和传道人事奉的关系，我觉得最简单明了的一点在于——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的传道人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爱教会。由此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教会是什么？谁是教会？我怎么爱她？教会应该是怎样的？作为传道人在教会服事，你所有服事的内容都是跟教会有关的，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其实背后都是有神学的，都会给教会造成影响。如果你不按教会论的思路自觉地从圣经中找依据，那你的很多决定一定是受世界影响的，一不小心，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这些东西就都进教会来了。
说到教会论之于中国家庭教会的意义，我想它可以作为教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宗教改革给我们留下的重要遗产就是教会必须不断地改革。不断地改革其实需要一些契机和切入点，推动我们更深地思考，不断地回到圣经。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传统慢慢形成之后，总是有可能产生脱离圣经的问题，也许一开始大家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但是慢慢地就变成按照习惯来做，这时候就不再是以圣经为动力，因此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哪怕你做的事情跟那些改革的人是一样的，但背后的动机原理却不一样，所以就会影响很多事情。能看到现在有一批牧者越来越意识到教会论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切入点，推动我们去思考，怎样使信仰、事奉所有的方面更符合圣经。
大牛：和前面几位的回答一样，对教会论的自觉思考对传道人的事奉来说当然非常重要，因为传道人被呼召是作教会的传道人，如果一个人不是要来建造和牧养主的教会，那就不要作传道人。因此，传道人必须要明白主心意中的教会是怎样的，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秉持限定性原则的改革宗教会。所有的建造都要按山上的样式，如果有谁乱建，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不知道主心意中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就好比要建一栋大厦，却没有图纸，如何能建大厦呢？
从更广的中国教会层面说，今天很多的家庭教会都认识到了教会建制的重要性，但如果不明白教会论，如何能建制呢？若不回到圣经的教会论，就很容易陷入实用主义、拿来主义。长老会传统会严格区分团契和建制性教会的区别，区别点在于圣职、圣言和圣规。如果不从教会论的层面好好理解这些，是很难有效建制的。另外，如何正确地理解三自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化大都市教会中保证有效牧养的问题，都需要有教会论层面的思考。
编：对教会论的关注给您的牧养实践带来了哪些具体影响？能否从教会论的角度谈谈您心目中理想的教会形态和样式是怎样的？
始明：对教会论的关注给我的牧养实践带来很多具体的影响，首先一个是重新看待教会的权柄和与此相关的基于神的道的牧养责任。原来信徒容易认为自己有权柄决定怎样敬拜、怎样成长，如今这些都要归到教会的权柄之下。这就迫使传道人去思考该怎样安排聚会、怎样讲道、谁来讲等等许多问题。
狄马可说：“健康的教会是让假基督徒很不自在的教会。”过去团契式的教会，确实让很多假基督徒觉得很自在，因为他可以决定自己怎样做一个基督徒，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要由圣经决定他怎样做基督徒，所以这些人感到很不自在，他或者归正，或者离开。有的人说教会论的关注会给教会带来分裂，这个我的确承认，当我们越去关注圣经怎么讲，它越会给教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搅扰，但是这个搅扰是好的搅扰，就像一杯水放在那，你可能不会看到它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去搅拌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东西浮起来，因为这杯水不是那么干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教会论的关注，即使它给教会带来短暂的麻烦，也是好的，因为这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的不健康，看到教会当中有疾病，需要用神的话喂养，用神的话归正，用神的话来洁净。所以我们对教会论越认真，并且落实，我们会看到教会被不断炼净的过程。并且，那些因为我们对教会论的关注而最终离开本教会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尽管不在我们当中了，但是却仍然有可能是受益的，或者他们更知道真正要信的是什么了，或者他们去了一个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教会，但是他对福音和教会更认真了。
我心目中的理想的教会形态就是按照我们的良心所认信的、符合圣经和传统的教义所构建的一个有规则、有次序并且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共同体，并且能够彰显出健康的教会文化，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权柄，或者一个优秀的领军人物，而是搭建起来的一个教会共同体。我希望大家都是对圣经认真，不把教会和生活割裂开，而是整个生活都以福音为中心。
卢克：关注教会论给我的牧养实践带来的具体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教会权柄的强调，原来小组是团契性质的，基本上是不提及权柄的，大家都很随意，大家来团契就是因为喜欢小组的氛围和人际关系，信徒的主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当教会要求信徒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这其实是对属灵生命的一种有效的牧养方式，不再是一种松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助餐似的方式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凡事以圣经为原则的意识。原来大家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在一切问题上都是自持己见，都觉得自己的看法很重要。但当回到教会论的时候，我一遍一遍地告诉大家，重要的不是我们怎么想，而是看主是怎么说的。这两方面都给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保护，同时也给牧会带来许多新的挑战。
说到理想的教会，我会想到狄马可所在的国会山浸信会和提摩太·凯乐所在的救赎主教会，前者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规范，有属灵生命的深度，后者的印象是在不妥协福音的情况下能在纽约这样世俗化的城市发挥极大的属灵影响力。我心目中理想的教会是既能够在真理上扎根、在牧养上规范，同时又有活泼的传福音的动力，能吸引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群进到教会里来。
多马：具体的影响有很多，有的是很细小的方面，过去习惯了的做法，当教会论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会迫使你去思考这样做有没有圣经依据。教会论跟限定性原则是连在一起的。开始有意识地追问，我们教会为什么这样做？背后的神学理由是什么？仔细地考虑之后，按照圣经作相应的改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本身就是在给弟兄姐妹很强的教导：我们凡事都应该问“我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符合圣经吗？”从这一点可以推动弟兄姐妹在自己私人的事情上也自觉地按着圣经而行。涉及到对弟兄姐妹具体的辅导也是一样，是按着人的感受做，还是按着圣经做，时间久了会发现，只有按着圣经做才真的造就人。
至于我心目中理想的教会形态，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有一点是我特别想分享的。这点跟我所见的中国家庭教会一般的特征有关，即便在有众长老治会的教会中，往往只有第一带领者是很强的，其他多位长老往往偏弱势。我特别期待将来我们家庭教会中有多位长老，他们能力和影响力都很强，但性格不一样，甚至有不同的意见，但仍然可以一起服事，彼此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甘心舍己，一起来服事教会。我是盼望看到这样的教会，愿神成就。
大牛：对教会论的关注一定会影响对牧养的关注，比如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教会：天国子民在地上的聚集》[1]，从圣经神学的角度讨论教会的本质。因此，我非常看重会众是不是真的进入了天国，是不是生活在天国？这很重要。否则这样的聚集就不是真正基督心意中的教会。我现在更多的是专注在实践的问题。会众的心需要整个的转变，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怎样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怎样把他们从世界的漩涡中拉出来？他们生命中真的在经历十字架宝血的滋味，但是为什么在实际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也是让我在思考的。
我也必须承认，今天我们做的牧养工作是不够的，虽然已经很竭力了。按照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卫天牧（Timothy Witmer）的观点，一个长老适合带领二十名会友。按着这个比例，我们教会现在非常缺长老。内心里很有急迫感，但我们仍旧坚持非常严格的按照提摩太前书3章、提多书1章的要求标准来选立长老，因为我们相信顺服主才是真正的聪明。
编：在您的教牧实践过程中，有没有因为对教会论的认识不足而导致的问题？目前您在教会论层面是否仍存在一些困惑？具体是什么？
始明：关于教会认识的不足，我的问题在于选立长老的标准。虽然提摩太前书3章和提多书1章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经文，但这些经文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何应用，我们观察一个人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尺度衡量？
比如什么叫不暴躁，如果一个弟兄在微信群里跟人吵过一次架，或者在开会时跟人拍了桌子，那是否就算作暴躁？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有的人说我对长老的要求很高，我是2017年被正式按立为牧师的，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产生其他的长老，仍然是由其他教会已经按立的长老来监督和管理。会众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这个弟兄已经够资格了，但我觉得还不行。我近来主要读的书和关注的实践都是在这个层面。
卢克：关于我们因为教会论不足而导致的问题，我举个早期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吧。早先我们在洗礼方面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了实践“人人皆祭司”，我们让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操练给别人施洗，受洗也不需要上洗礼班，不需要经过任何的考核，我自己的牧者一直跟我说：“不要宗教化！不要宗教化！”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自由化”了。结果往往一年受洗五六个人，最后只有一个能留在教会里。后来我们经历了归正，在圣礼上越来越严格。现在我们教会一个人受洗至少要经过一年的时间，我们的慕道班就将近四个月，然后他必须要在教会委身聚会三个月，才可以上洗礼班，洗礼班加上成员课程一共要半年的时间，成员课程结束之后由长老来进行陪谈。长老们一起讨论这个人能不能受洗。
谈到困惑，我会有两方面的困惑，一个是面对那些看重人际关系却不够看重圣经规范的会友，在牧养他们的时候，我如何能做到真理和爱心的平衡。另外一个就是如何通过有效地牧养来使弟兄姐妹摆脱自我中心，学会以基督为中心。
多马：在我事奉的经历中，因为对教会论的认识不足导致的问题，往往表现在一些实用主义的考量和决定上，其中尤其严重的就是设立长老的时候，把不适合的人放在长老的位置上，造成了非常大的亏损。
困惑在于当今时代的环境。我们必须承认当今时代环境和清教徒那时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该怎样思考和处理这些有差异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更理解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怎样把圣经的教训应用出来？资本主义的影响很大，对人的控制和压迫已经到了非常严厉的程度，近乎要把人生命所有的地方都榨干，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家庭和工作已经疲惫不堪，但按着圣经，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是要求我们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教会里面，而不是以我们的家庭作为生活的中心。以前教会论不清晰的时候，弟兄姐妹能将教会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已经很好了。但现在按着圣经来做的话，教会应该是我们的中心，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牛：关于教牧实践中的教训，我觉得当初第一批会友入会时的标准有些过低了，以致后来出了一些状况。回想起来，当时建制的步伐是有些快了。今天我们在做入会面谈的时候，会更严格些。按长老会的原则，一个人要成为教会会友，有三个要素要判断：可靠的认信，有效的洗礼，真诚的委身。我们会尤其看重申请加入会友的信徒，其认信是否可靠，是否有真实经历过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盼望入会面谈可以成为一个帮助申请者真实认识福音、经历福音的机会，为此，我们可能会有多次面谈，我们特别强调申请者不只是成为一个会友，而是在基督里确信自己得救了，经历福音的大能，真的品尝了天国的滋味。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是，现在有很多网上的微信群、小组团契等，这对地方教会的牧养是很大的挑战。这背后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真存在所谓的网络教会或网络团契吗？团契可以网络化吗？有些人认为这是处境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是对教会本质认识的问题，教会对我来说一定是藉着位格相交才有的存在，是要面对面的。教会的本质是信徒真实的聚集，是在圣徒聚集中神的灵临在的地方，当教会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刻，或者是分别为圣的空间，有神的灵特别的临在。在网络上的交流，因为人的罪性和诡诈，常常不是真实的蒙恩的罪人在相交，而是彼此在和一个可以营造出来的“人”相交。如果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团契相交，单单网络上的所谓团契，不会有真实灵里的关系，不会有真实的彼此的劝诫，也不可能有生命真实的碰撞与改变。真实的圣徒相通，变成了很虚假的相通。
[1] 见《教会》杂志2015年07月号（总第54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