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良善为导向——基督徒如何面对公共事务

 

文 / 约拿单·李曼（Jonathan Leeman）、尼克·罗德里格斯（Nick Rodriguez） 译、校 / 九标志事工

 

本文的标题“以良善为导向”（Convictional Kindness），借用了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2]的一句话。他说，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政治沟通和文化参与应当采取“以良善为导向”的形式，不但要争取正确的事情，而且还要以良善的形式劝导别人朝向正确的方向。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论点。

 

基督徒在公共事务中面临的试探和挑战

 

不得不说，基督徒在现代政治中越来越被边缘化，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如果说美国的政治还有基督教成分的话，其影响估计要追溯到建国的时候了。虽然大多数美国革命的领导者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所成长的文化和传统都是新教神学的一个支流，在讲到个人自由和人性尊严的时候常常使用基督教的语言。这些新教基督徒和启蒙运动思想家所达成的一致见解，最后形成了我们所认识的美国：一个不但允许基督徒自由敬拜，还允许基督教影响政治的国家；即便不能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也可以说美国政治的很多理念和哲学是与基督教伦理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类基督教”的。

 

因着这样的一个框架，美国的基督徒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密切的政治参与，也或者因为失望而与政治脱钩。最近几十年出现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督教右翼”，在政治上均持保守立场，并且在近年来的美国政治中扮演了非常积极活跃的角色。为什么“基督教右翼”会在美国兴起呢？主要原因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与政治风潮，包括了性革命、堕胎合法化，以及对道德败坏越来越宽容的文化。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价值观，有调查数据显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罗素·摩尔这样说：“随着性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美国福音派已经不可能再假装自己能代表‘真美国’了。”从美国的现状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福音派与启蒙运动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已经用光了。《独立宣言》的用词常常让我们误以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最近美国公共社会中所发生的事件又不断提醒我们：美国政府就像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不能与神的国度等量齐观。正如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美国政府在“行公义、好怜悯”上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很糟糕。

 

以此为例，对于我们思考“基督徒参与公共事务”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给我们三方面的试探和挑战：

 

试探一：脱离政治

 

我们受到的第一种试探是与政治脱钩，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态度，就像一些基督徒所说的：我们必须只关注永生的事情，地上的国就留给罪人去解决吧。

 

但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世界本来就不能被划分为“公共事务”和“个人信仰”两个部分。我们个人采取或不采取行动，都会受到公共社会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公共社会。基督徒选择做或者不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与基督的名有关，而且无论是“公共事务”还是“个人事务”，基督徒都在神的主权之下做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在这两者上都有责任顺服神和荣耀神。

 

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在先知们身上看到非常真实的榜样。这些先知都受到神的呼召，对一个几乎完全不道德的社会宣讲神的道；而这些社会，正如我们在经文中所看到的，后来都因为自己的不道德遭到神的审判。有一些先知的宣讲很有果效，譬如去往尼尼微的约拿，而另一些先知则收效甚微。但无论结果如何，神都呼吁祂的百姓讲说真理，并且对祂忠心。在美国（或中国）也是一样：我们蒙召要向世人、社会见证神的真理，即使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只是少数派。

 

从实际层面来看，脱离政治或者孤立主义是有代价的，这些代价包括：

 

• 在历史上，基督徒不介入政治，甚至对公开明显的作恶（例如德国的纳粹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视若无睹，结果给基督徒的见证带来了十分糟糕的影响。

 

• 在美国，白人福音派教会没有积极回应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些教会今天仍然在种族和解议题上没有公信力。

 

•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基督徒废奴主义者的积极行动，18和19世纪的奴隶贸易不知还要持续多久。如果过去几十年教会没有积极参与反堕胎运动，不知还有多少婴儿会在没有见到光明之前就惨遭谋杀。

 

我们参与或者不参与，对今天的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而我们的参与也同样会影响基督徒向着世界的见证。不仅对所谓的“实线议题”（即圣经直接明确教导的议题）来说如此，对“虚线议题”（即需要运用合乎圣经的智慧的议题）来说也是如此。

 

试探二：妥协投降

 

另一个必须要避免的错误是妥协投降。这种投降可能表现为两种方式：或者屈服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偏好；或者走得更远，想要把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偏好接纳到基督教的框架里来，最终扭曲或削弱了真理。

 

这两种投降在美国政治的光谱两头都存在。就左派而言，我想到的是“社会福音派”，也就是20世纪很多主流新教宗派所陷入的神学错谬。这些教会重新定义了他们的核心信念，按照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不再盼望永恒生命，仅仅强调今生的利益。结果给合乎圣经的福音宣讲和教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要呼吁政治上处于左派的基督徒，不要在神学上偏向自由派或者社会福音。

 

政治右翼中的基督徒是不是就更安全呢？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在选举问题上越来越自我中心，并且在同性婚姻问题上也在逐渐转向。如果基督徒仅仅为了政治上的目标，而在一些问题上选择妥协投降，那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啊！这让旁观的不信世界认为：没有什么真理，都是政治而已。

 

底线是什么呢？是基督徒不应该支持任何与神的话直接违背的主张、政见和法案。一个圣经榜样就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他们都在巴比伦政府中居高位，但是当尼布甲尼撒设立一个金像，并且要求巴比伦的所有国民都跪拜它时，但以理的朋友们说：“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3:18）

 

因此，我们也应当像他们一样，不要向任何政府或者文化所树立的任何偶像低头——即便那样做会让我们得到更多人的便利。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随着处境文化而改变立场，无论风怎么吹，我们都要传讲同样的信息。

 

试探三：世俗化

 

第三种试探是，在做法上采用了世俗的应对方式。正如麦克·葛森（Michael Gerson）和彼得·维纳（Peter Wehner）在他们的著作《人之城》（City of Man）中所记载的，基督教右派在全盛时期常常犯这种错误，他们虽然常常主张对的事情，但总是用一种貌似“神圣启示”的语气，把他们所主张的政治结果——无论是某个法案、某个选举结果，还是最高法院的某个判决——看作是神旨意的实现。这大大缩小了神和神的旨意，也让神的权柄被藐视。

 

他们也常常使用夸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语言，例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今天自由派美国也同样做在福音派基督徒身上。”

 

基督教右翼所主张的，的确是一些很重要的议题，但是他们主张的方式往往带来不可预料的消极后果，葛森和维纳的观察是这样的：

 

总体来说，基督教右翼所犯的种种错误，包括他们说话的语气、他们的策略、他们的神学，或者他们缺乏同理心……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nam）在90年代的统计结果表明，基督教右翼将基督教问题政治化的结果是，很多年轻人最后都脱离了基督教，他们的态度是：“如果这就是基督教，那我宁可不信。”今天20多岁的美国人比当年婴儿潮的一代更加世俗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右翼并没有给基督教界带来任何益处。

 

基督教右派所发起的政治努力常常被看作是党派政治——通常被看作是共和党的一条手臂。因此，如果一个不信主的政治观察者得出结论说，基督教右翼不过是非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而已，那也不足为奇。

 

我们可以学到这样一个功课：基督徒参与政治的方式和姿态应当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迥异。

 

基督徒面对公共事务应当“以良善为导向”

 

什么叫做“以良善为导向”？即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必须基于神已经启示的真理，并寻求理解，甚至同情他人，说服那些反对你的人。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以良善为导向呢？

 

一、以正确的前提进入公共领域

 

耶稣在马太福音12:34提醒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在说出一句话之前，必须思想我们的心态，省察我们在进入对话时的动机。狄马可牧师在他的文章《怎样在文化危机中生存》（How to Survive a Cultural Crisis）中给了我们七个原则，帮助我们思想如何参与公共议题，以及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赢得辩论。接下来我想借助这七个原则来帮助各位思考：

 

第一，请记住，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成就超自然的改变。整个基督教信仰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神选召灵性已经死亡的人们并赐给他们新生命。我们传福音，实际上就像是在墓地向死人传福音。认罪悔改无论在哪个文化或社会中都不是自然的事情，世上不存在那样的文化。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近期发生的文化变迁并没有给福音工作增加什么难度。

 

第二，逼迫是正常的，这是耶稣向门徒们早已做出的预告。基督徒对于当下文化变迁所显出的恐慌程度，反映出我们内心其实抵触圣经关于作门徒的教导，也反映了挂名基督徒普遍存在于我们当中。逼迫对基督教信仰来说是常事，我们应当预备面对逼迫，而不是对逼迫感到惊讶。

 

第三，避免乌托邦主义。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披戴爱和公义的群体，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总要努力使自己所在的这块土地比之前更美好。然而，尽管我们都是为了爱和公义作工，也必须牢记，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个世界转变成“地上天国”。对当今世界日益与罪同流合污感到忧伤是好的，但我们也要明白，很多基督徒因现世的文化变迁而感到理想幻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盼望中多少存有一些乌托邦的梦想。

 

第四，运用我们的民主/法治治理体系。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而在当代世界以法治与民主为政治纲领的背景中，顺服国家同时也意味着参与国家治理。而假如我们在国家的权力中有份的话，我们也可能在某一程度上与它的暴政有份。放弃参与民主政治，就是放弃神已经赐给我们作为管家的资源。虽然我们要避免乌托邦主义，但我们一定要善用自己手中已有的工具。

 

第五，信靠神，而不是信靠人所在的处境。基督徒依靠神能够胜过任何一种环境。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来12:2），依靠父神经历了十字架的苦痛，为我们做了榜样。而你我将要面对的患难，绝不会达到我们的王当初忍受的程度。我们可以依靠祂，祂也会藉着我们必须忍受的一切境遇来证实自己的可靠。当我们依靠神时，我们就会见证祂的美善与大能，也会带给祂荣耀。

 

第六，记住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收获的只要不是地狱，对于基督徒来说都是可庆贺的，对吗？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恩典。我们需要坚持这一观点。这样，当我们的雇主、朋友、家人和政府反对我们时，我们就不会对他们过于尖酸刻薄。这就是保罗能够在监狱中唱诗赞美的原因，他知道自己蒙赦免脱离了什么，并知道在前面等候他的荣耀是怎样的，他意识到也看重这些更美的现实。

 

第七，安息在基督已经得胜的确据上。地狱之门不会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不需要因撒但而恐惧战兢，就好像它经过这几千年，如今借着同性婚姻这一“拐角”在对抗神的战场上占了上风一般。美国的基督徒目前所经历的，远不及现世和历史上其它国家的基督徒所遭遇的。我们并没有认为撒但曾在那里得胜了，对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世代，为了攻击神都有其独特的堕落方式。可是没有一个能比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更成功。是的，祂死了；可是祂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基督的国不会面临失败。进攻已经启动，盟军已经登陆，现在是善后的时刻了，我们不应该忧虑和绝望。或许我们驳不倒他人，我们的书籍和文章也可能说服不了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用神在基督里向我们表达的超乎自然的爱来爱他们，并且用谦卑、喜乐和信心让祂的道向今世显明。

 

二、进行良好的公共沟通

 

良好的公共沟通并不需要什么特别技巧，它和基督徒当有的良好沟通有很多共同点。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思想你的生命与工作中的见证。耶稣在马太福音5:14-16这样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彼得前书2:12也有同样的教导，彼得这样呼吁早期教会的基督徒：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作为福音使者，你的正直和见证非常重要。虽然我们都不可能完美，但是你在世界面前的见证，决定了你是基督可信的代言人。所以你要问自己：我在教会之外是不是忠心行善？我在被指出过犯后是不是总能谦卑地悔改？

 

第二，思想你说话的特质和语气。雅各书1:19-20教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应当如何讲话：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保罗在歌罗西书4:5-6讲得更加美好：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所以，反思你在现实生活与社交网络里和人发生辩论、想要说服对方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样的？你所说的话是带着关心和鼓励，还是抨击和贬低？你的语气是否会影响你向这个人传福音？你是否很快让你的情绪占据上风，向赞同你的人表达喜悦，向反对你的人表达愤怒呢？在今天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里，当你不为某件世上的事感到愤怒时，就足以让你看起来与其他人不同，也显明你的盼望不在今生。

 

当然，有时候你的确有可能，也有必要使用更加尖锐和直接的语言，毕竟耶稣也曾经说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但即便你用这样的语言，也应该带着忧伤，而不是仅仅为了表达愤怒。你在陈述的是一个真理、一个事实，所以不是为了表达情绪。

 

第三，目的是说服对方，而不是打败对方。两者的差别听起来微乎其微，但其实不然。你要分辨出一个想要说服对方的辩论，与一个想要拉更多人支持自己并让对方落败的辩论之间有什么区别。

 

如果想要察验自己是否以打败对方为目的，就要看自己是否尽可能地把对方往坏处想，往坏处描述；比如，往最坏的方向去理解对方的观念，或者用几个极端案例羞辱对方。我有时在一些种族问题的讨论中会看到这样的做法。例如，一些白人总是以有色人种中的犯罪分子举例，而有色人种的反击则是以白人中的种族主义者举例。这时候，白人会反驳说：“我不是那种种族主义者。”可是有色人种都是你所说的犯罪分子吗？世人赢得辩论的手段通常是把对手描述得很糟糕，但这不应该是基督徒的战术，这只会让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远，因为你在错误地描述对方。

 

反过来看，如果你的目的是要诚恳地说服对方，那么你就要存开放的心态。当然，有一些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但请记住，即使对方与你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也很有可能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当你们所辩论的议题是我前面所说的“虚线议题”（即需要智慧，而不是直接的圣经原则）时尤为如此。

 

所以，在一些需要智慧的议题上，我们应当认识到很多非基督徒可能比我们更有能力。他们可能比我们拥有更多的经济学知识，有更好的科研背景，对能源分布和国际政治比我们更了解，对某个国家的现状比我们掌握得更多。在这些情况下，谦卑就意味着我们要存虚心求教的心。我们要承认，即使对方的原则可能是错的，但对方拥有的知识、整合各方面信息的能力，以及应用原则的方式也有可能是对的。当我们存着这样态度时，我们收到的果效可能远超我们所想。

 

三、操练良善的沟通方式

 

所以，什么是以良善为导向呢？很简单，即：在公共空间中带着基督的生命，作为一个基督徒去参与。这意味着，要使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话语，并且要见证神的名。基于这些，还有一些重要的、值得你记住的要点：

 

第一，说事实。这听起来显而易见，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把事实放在最前面。箴言12:22提醒我们：“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祂所喜悦。”你所要表达的观点是基于事实吗？或者说，如果你所相信的被证明不是事实，你是否还坚持你原先的观点？

 

比如关于全球变暖的问题。如果你真诚地相信科学家们所说的都是错的，全球变暖并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你可以这样说出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相信科学家说的是对的，而你反对气候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你认为这让社会付出的代价远远大过它所带来的益处，那么你就不能仅仅为了论证方便而推翻科学家的结论。更广泛地来说，你有没有为了在辩论中得胜而模糊事实与观点之间的界限？你是否有意地把观点说成事实（尤其是在你擅长的领域里）以赢得更多的听众？这些都可以检验你的内心究竟要什么。

 

第二，分辨核心问题和非核心问题。还记得前面讲过的“命令”与“智慧”之间的差异吗？如果我们要保护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捍卫种族平等，我们就要用清晰、明确的语言和坚决的态度来表达观点；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医保政策、税收政策，或者应不应该发动“自卫反击”战争，这些议题需要我们更加柔和，更具智慧。在后面的这些议题上，我们可以有自己强烈的意见，但我们的表述应当为寻求共识留出更多的空间，并且承认对方的观点也有很多合理之处。

 

第三，站在听众的立场去思考。你的听众的世界观是怎样的？他们所相信的事是如何合理地从他们的世界观中产生的？你和他们的世界观有多少共同之处，又有哪些差别？让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有很多主张堕胎合法化的人，他们真诚地认为怀孕前三个月的胎儿不是一个人。但也有一些主张堕胎合法化的人相信未出生的胎儿已经是一个人，只是他们认为母亲对她自己身体的“权利”比胎儿的生命更重要。

 

你的策略和说服方式，取决于你在和什么样的人对话。对于第一种人，他们可能完全同意你所说的生命宝贵和神圣的前提，只是不同意你关于生命的定义。相比之下，针对第二种人则是完全不同的对话，你需要和他们讨论生命和权利哪个价值更大。

 

第四，关心你的听众。首先，寻找你和听众之间的共识，并且加以肯定，例如：“我们都认同生存权应当受到保护。”接着，对他们的想法表示理解：“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在说如果某物根本不是生命，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权利。”然后，以温柔坚定的方式指出双方认识的差异，并且邀请对方从你的角度理解整个议题：“但这正是我所不同意的，我相信受孕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你理解我的这一前提，我想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得出‘堕胎就是杀人’这一结论了。”

 

第五，尽可能地使用对方的论据，但也要说清楚自己的理由。不要忽略务实的重要性：你可以使用世俗的哲学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只要这些理论或论据都是正确的，而且你自己也接受和相信。使徒保罗向犹太人和外邦人讲论基督时，他的策略和方式是不同的。保罗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9:22）因此，在与支持“选择权”（即支持堕胎合法化）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你可以引述科学和生物学的证据来支持胎儿其实是一个人。同时也问你自己，有没有机会让你的听众认识基督？因为最终，我们相信生命从受孕开始是因为圣经，而不是因为科学。所以寻找机会关联到圣经，让圣经有机会来做更多的见证。

 

最后，我补充一点：前面所说的五点提醒大多是针对与非基督徒的讨论，但同样也适用于和基督徒之间的讨论，只是框架不同而已。因为对基督徒而言，你们应当在同样的世界观上讨论问题，即便你们的解读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在你与基督徒朋友讨论不同观点的时候，要确信在福音和基督里的合一。基督徒如何谈论不同的观点，对这个不信的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福音的机会。

 

总结

 

最后，我要说，基督徒参与讨论政治和公共议题，比你想象的重要，也比你想象的不重要。说它重要，是因为我们都有责任在公共议题上代表基督，包括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方式说话，我们是否以“荣耀神和以神为乐”为目标。但说它不重要，是因为世上没有一种政体是可以存到永远的。

 

归根结底，基督徒当以良善为导向面对公共事务，以此成为神国度的见证。我们认真地付上努力和代价，劝导他人认识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惧怕失败，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得胜。我们知道今生每一个政治争议的最后结果——包括总统选举、某个法案的通过或未通过、社会思潮的转变——都在神的主权之下，并且“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8:28）。这一认识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忠心喜乐的勇士，在神的帮助下全力以赴地服事。

 

作者简介：

约拿单·李曼（Jonathan Leeman），毕业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道学硕士），是威尔士大学的神学博士。现任华盛顿郊区切弗利浸信会的长老，同时也是九标志事工的总编辑。著有多本著作，如《教会成员制》、《教会纪律》等。

尼克·罗德里格斯（Nick Rodriguez），国会山浸信会（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的成员，在华盛顿特区生活和工作。

 

[1] 本文选自健康教会九标志网站的核心课程《基督徒与政府》第五讲的教师讲义，取自https://cn.9marks.org/core-seminar/christian-and-government，2022年11月26日存取，副标题另取，文字略有编辑。承蒙授权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美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和传教士。2013—2021年，他担任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2021年6月，他担任《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学项目负责人。2022年8月，他成为该杂志的主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