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圣经的权威与教会的权威

文/理查德·伯瑞特（Richard L. Pratt, Jr）    译校/第三千禧年事工

 

引言

 

你是否留意到我们的人生花了多少时间在跟随权威？在现今的社会说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汽车发生故障时，我们会去找个很懂汽车的人修理；生病时，我们会去寻求医学权威的帮助。可能我们不会在每件事情上都同意这些专家所说的，但当我们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出现问题时，我们仍会试图找到合适的权威，并且认真聆听他们所说的话。

 

在基督教神学中，情况也应该如此。然而太过经常的是，基督徒往往善意地认为，学习和活出神学只是个人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权威性的帮助。毕竟，我们有圣经，并且与上帝有个人的关系。这还不够吗？本文试图让大家看到，上帝已经命定了一些权威来帮助我们建立神学，并且我们要讨论在建立我们的神学的过程中，寻求和遵循权威所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

 

我们要着重探讨在教会历史的三个不同时期，基督徒处理神学权威的方式：

 

1.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对神学权威的立场。
2. 早期更正教如何处理神学权威。
3. 当代更正教信徒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一、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对神学权威的立场

 

本文是针对福音派更正教的神学。若要了解教会的更正教分支如何看待神学权威，关键是要知道这些传统如何源自宗教改革。当然，引发更正教改革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对宗教权威的看法引发了争议。这些观点和实践就构成更正教信徒对于神学权威看法的重要背景。

 

我们探索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涉及两个主题：第一，中世纪教会对圣经权威的观点；第二，由此产生的对教会权威的立场。

 

（一）圣经的权威

 

在宗教改革之前，尽管教会内部不同的人和修会是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圣经，但我们还是可以说，至少在理论上，绝大多数中世纪神学家是相信圣经的权威的。然而实际上，中世纪的教会对圣经所采取的态度，使得人们几乎难以照着对圣经权威的承诺而行动。

 

在查考中世纪教会对圣经权威的看法时，我们会涉及三个议题：中世纪教会对圣经默示的极端看法、中世纪教会对圣经含义的过度看法、中世纪教会对圣经隐晦性的夸大说法。

 

1、默示

 

大体上，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都同意圣经完全是上帝所默示的，也藉着人类器皿书写而成。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许多神学家对于默示的理解却走向极端。他们强调圣经的神授起源，而忽略了圣经的人类作者和历史渊源。

 

中世纪过分强调圣经源自上帝是出于几个原因。其一，中世纪的神学家非常依赖希腊哲学，例如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它们在许多方面指引着基督教神学的分类和重点。这些哲学看重永恒的实在性，远胜于时间和历史的实在性。因此，基督教神学家由此认为圣经的人类作者和历史渊源远不如其属天的来源那么重要。

 

除此之外，中世纪的圣经学者对圣经的古代历史了解甚微，以致他们在神学上无法实际应用圣经的历史背景。相反，他们仅强调自己所知道的，那就是圣经所包含的天上永恒之上帝所启示的永恒真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对其他因素的考量。

 

中世纪神学家对圣经默示的看法，并非圣经乃是全部权威这一信念的唯一拦阻；中世纪教会对圣经神授来源的看重，也导致了人们对圣经含义产生一个让人遗憾的认知。

 

2、含义

 

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圣经的属天来源，圣经所传达的含义绝非像其他书籍那样。由于是来自上帝的默示，圣经从而涌溢着多重含义。许多中世纪的神学家遵循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圣经默示的一个证明就是圣经的文本具有多种含义。请听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第三卷第27章是如何表达的：

 

当……我们对圣经同一句话有两种或者更多的解释时，即使对圣经作者要表达的意思还不清楚，这样也是没有危险的……同一句话能按着几种含义加以理解，上帝为圣经所作的预备，还有什么能比这显得更丰富广泛、更硕果累累的呢？

 

在许多方面，我们赞赏奥古斯丁对圣经的崇高见解。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不寻常的特质显示它乃是得自上帝的默示。我们也同意，圣经的许多层面只能按着上帝对其书写的超自然监督来做解释。但是，奥古斯丁的观点远不止于此。他认为，上帝的默示使圣经里的经文充满多种含义，因此，与其关心圣经的人类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思，我们更应该专注于上帝所要表达的许多含义。为了我们的论题，我们将奥古斯丁的观点和相关见解称为“经典多元性”（classical polyvalence），也就是相信圣经的文本因着来自上帝而具有多重意义或价值。

 

“经典多元性”最广为人知的表达也许是卡西安（John Cassian）推广的释经法，即所谓的“四重意义”。根据这个方法，每个圣经文本都要被看为具有四个不同的含义。首先，字面意义，就是文本的明显或普通含义。第二，寓言含义，将文本解释为教义真理的隐喻。第三，转义或道德含义，就是对基督徒的行为提出伦理准则。第四，神秘含义，暗示上帝对于未来或末世要应验的应许。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大多数天主教神学家都认为，圣经经文的含义是远远超出正常或普通含义的。而很显然地，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附加含义并非根源于圣经作者们打算传达的含义。实际上，就严肃的神学思考而言，经文的字面意义或普通意义常被认为是过于初级粗浅。取而代之的是，神学家被鼓励去看重更深层而隐藏的含义，因为它们启示了上帝对教会的深层心意。

 

因此，这个关于圣经隐含意义的议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过于强调隐意的有或无，就会碰到困惑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它会让我们看重经文的更深入意义，过于经文表面的意思，从而没有注意经文直接所启示的，而让我们陷入：“嗯？这段经文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而更深入的意义也成为一个快速捷径，来抬举教会里的某些人……我们看到在中世纪的教会里就呈现了最好的例子，那时的神职人员基本上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群人，而平民大众却难以接触圣经，因为他们只能看到表面的含义。他们没有能力，没受过训练，也无技能去理解经文的更深层含义。再回头看中世纪的神学，这些深度的寓意阅读法已经行之有年，每段经文都具有多种含义，但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那些深层意思。

——提姆·桑斯伯里博士[2]

 

中世纪对圣经的默示和含义的理解，使得人们很难根据圣经的权威而行动。这些方法也导致过分强调圣经的另一个特征：隐晦难懂。除了对于那些蒙受特别超自然见解的人之外，圣经被视为一本非常难懂的书。

 

3、隐晦性

 

在宗教改革之前，一般的基督徒对圣经的内容似乎相当陌生。对此，我们无需感到惊讶。那时的人识字率低，而且圣经非常稀少，以至于很少有人能接触到圣经。此外，拉丁文是圣经和神学的主要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理解和使用。因此，当时很少有人像我们现今这样学习圣经。对于普通的基督徒来说，圣经被认为太难得到，过于含糊，在许多重要事情上难以被直接依据而行。

 

圣经不只对一般的基督徒而言是封闭的，甚至对于那些有能力和机会阅读它的人来说，也被认为是隐晦难懂的。根据中世纪神学家的观点，上帝在圣经里放置了多层含义，并且是隐藏而非显而易见的。

 

这就像有人把你带到一个锁着的宝藏箱前，要你说出箱子里都有哪些珍宝。你当然不可能知道箱子里有什么，因为所有的珍宝都是隐藏的。中世纪教会的圣经研究也是如此。

 

到了宗教改革前的时期，对于圣经隐晦性的看法，已经使得圣经几乎没什么实用性，对神学发展圣经也几乎不具有真正的权威性。圣经仍然是上帝给予基督教神学的一个上了锁的宝藏箱，它是封闭的，因为太隐晦、模糊，以至于无法引导神学家完成他们的任务。

 

在中世纪的教会里，大多数信徒都认定，圣经里上帝的全部心意是藉着四重方式来让人知悉，那就是：字面含义、道德教训、寓意和神秘的含义。十六世纪的改教家，即更正教的信徒，反对这个观点，这在理论上是有原因的，特别是因为由此解释传统而产生的结果。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支持教会的权威，这一教导传统破坏了圣经权威，遮蔽了圣经的原本含义，经文的目的不再具有权威性。

——雅各·史密斯博士[3]

 

（二）教会的权威

 

中世纪关于圣经的默示、含义和隐晦的这些教义所引起的难题，导致一个严肃的问题：若是信徒们无法真正明白圣经，圣经又如何对他们具有权威呢？中世纪的教会试图借着高举教会的权威，将其作为圣经的解释者来解决这个难题。结果，教会的权威开始被视为等同于圣经。

 

为了了解教会权威这个特殊角色，我们要从两个方向着眼：首先，中世纪的神学家如何看待过去的教会权威；其次，他们如何看待当时中世纪教会的权威。

 

1、过去的教会权威

 

到了宗教改革前的时期，天主教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详尽的方式来处理过去的教会权威。当然，圣经本身被认为是教会承继产业的一部分。然而，圣经本身的教义被认为太隐晦，以至于信徒需要其他资源的指引。结果，中世纪的神学家通过查看教会神学的历史，以此来确定他们应该相信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教会的历史视为上帝引导、指示祂的子民行于真道上的历史。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神学家对于教会过去所教导的，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极大的兴趣。

 

一方面，神学家相当关注早期的教父，例如坡旅甲（Polycarp）、伊格那修（Ignatius）、爱任纽（Irenaeus）、特土良（Tertullian）和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以及后来的奥古斯丁、亚他那修（Athanasius）和耶柔米（Jerome）等人的著作，他们对教会里不同修道会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些教父的思想通常并不被看为是无误的，而且教会里不同宗派对于教父传统的不同支流也各有偏好。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仍然认为上帝赋予了过去的这些伟大神学家特别的见识，因此教会需要特别注意他们的教导。若是无法从教会早期教父的著作中得到相当的支持，中世纪神学家便很少作出自己的神学见解。

 

另一方面，中世纪教会在更大程度上依从教会的大公会议，例如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和迦克墩会议。这些以及其他大公会议的决议非常受人重视。出于各种实际目的，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这些决议是对圣经教导明确的总结。不认同它们，就等同于不认同圣经，不认同基督。

 

几个世纪过去之后，许多教父的教导和大公会议的决议都演变成为正式的教会传统。随着这些传统的巩固，它们帮助教会制订了大量的信条。信徒不认为这样的教会信条是人为的、会出错的神学，而是认为其具有与圣经等同的权威。事实上，为着所有的实际目的，教会的信条取代了圣经。在宗教改革之前，忠信的基督徒是不该问“圣经怎么说”，而是要问“教会怎么说”。

 

和过去的教会权威一样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中世纪教会的权威。当时的圣经教义也引发一个需要，就是对当时神学权威的高度重视。

 

2、当时的教会权威

 

可以肯定的是，教会在理论上继续确认圣经的权威。但是圣经本身太过隐晦，无法指导教会解决过去未解决过的当代问题。那么，教会如何在他们目前的神学争论中找到指引呢？简而言之，中世纪的神学家相信上帝已经在教会的等级制度中建立了生活权威的体系。这种等级制度为基督的身体提供了毫无质疑的教导。解决当前争议的权柄落在神父、主教和教皇身上，许多人认为教皇是教会无误的首脑。当教会需要作出一个神学决定时，不会鼓励信徒问：“圣经怎么说”，而是鼓励他们去问：“教阶权威怎么说”。

 

在中世纪时期，他们非常关注圣经的含义，但却是用前批判式释经法（pre-critical hermeneutic）来诠释。换句话说，他们怀着一个基本信念来对待圣经，那就是认为教会的传统乃是圣经的教导。当然，身为二十一世纪的更正教信徒，我们自然会对此窃笑，但自身却也不能幸免于此。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也会这么说道：加尔文的教导，或者卫斯理的教导，或是路德的教导，或者任何人的教导，就是圣经的教导。因此，中世纪所发生的情况是，他们乃是基于信仰准则的动力来解释圣经。中世纪的释经者所问的问题是：“信仰如何藉着为我们所显现的使徒，通过这段经文的细节传承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初期教会对传统的看法，以及那看法在中世纪和拜占庭传统里的膨胀情况……实际上，宗教改革需要做的是把信仰准则缩回到最小的建构……改教家们不是要摆脱圣经阅读的信仰准则，而是想要把已经膨胀的情况恢复到适当的大小。

——凯里·温赞特博士[4]

 

如果理解上帝旨意的唯一方法是透过教会权威，那么普通基督徒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认真阅读圣经。因此，不是圣经，而是教会的治理等级权威，成为了当时神学的无谬指南。

 

二、早期更正教对神学权威的看法

 

早期更正教信徒，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改革前的那些人，例如扬·胡斯（Jan Hus）、彼得·沃尔多（Peter Waldo）、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在他们的年日目睹了教会当局许多滥用权威的行为。他们透过重申圣经对教会的实质权柄，来指责教会那些滥用权威的行径。他们把圣经翻译成大众通用的语言，大量出版圣经，提倡识字，使人们能够阅读圣经。他们鼓励各地方的牧师和他们牧养的会众自己阅读圣经。尽管更正教信徒很快认识到，这些努力并不能解决教会中的所有神学问题；但是，遵从旧约和新约圣经作者以及耶稣本人的榜样，他们正确地重申圣经的权威。

 

首先，我们来看早期更正教对圣经权威的看法。然后，我们要探讨更正教信徒对教会权威的看法。

 

（一）圣经的权威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对圣经权威的看法，受碍于一些极端的观点。早期的更正教改教家所作的回应，就是透过重新校准圣经的默示、含义和清晰性的教义，来更正这些错误。

 

1、默示

 

从一开始，我们需要明确，改教家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明白圣经有神授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一方面，他们认为圣经是一本来自上帝的超自然的书。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毫无疑问地都如此肯定，圣经是透过上帝的默示传递给祂的子民。他们非常重视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所说的话：“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正如这节经文所教导的，圣经至终是来自上帝的，其目的是为上帝的子民提供全然可靠的特殊启示。

 

从广义上讲，圣灵的默示乃是圣灵引导人类的作者，用文字准确地写出上帝想要传达的信息。因此，用神学术语表达是“汇合”（confluency），也就是说，那过程既有人的参与，也有上帝的作为。当然，其中还是有差异的。有时候，上帝的作为非常明显。而在其他时候，人的作为似乎很明显……然而，上帝的确是使用那个人类作者，监督那个人类作者，用原来手稿的文字，写下上帝想要传达的内容。因此，提摩太后书3:16提到，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或说上帝的话语是“上帝所呼出的”，是上帝呼出的气息……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是来自默示，是呼气而成；而且具有可靠权威，绝对确实，且是文字性的。那是上帝与人的汇合运作，而且没有错误，我们可以全然信赖。

——司科特·霍瑞尔博士[5]

 

更正教改教家认为，上帝的手保守了圣经免于错误。上帝超自然地对圣经作者们提供有关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信息，祂监督他们的书写过程，使得他们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最重要的是，上帝的默示赋予了圣经绝对、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但是，改教家避免了中世纪教会的错误，他们承认圣经的人类作者对圣经的内容和含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早期的更正教信徒没有把圣经当作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样，而是强调圣经是透过人类器皿和历史过程而产生的。他们对于人类作者身份的关注，非常吻合耶稣和圣经作者通常对待圣经的方式。例如，在马太福音22:41-44，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语：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祂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祂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在这段经文中，耶稣用诗篇110:1来让法利赛人产生困惑，祂明确地要人们注意这段经文的人类作者大卫。耶稣和法利赛人都同意，弥赛亚将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大卫通常不会称其后代为“主”。因此，耶稣请法利赛人解释，大卫为何把这一称号归于他的那个后嗣。

 

请注意，耶稣的论点取决于事实，圣经的含义部分取决于人类作者生活中的细节。诸如此类关于圣经作者和人物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摩西、以赛亚、耶利米、大卫、保罗和其他上帝话语的人类器皿。这些人类器皿为圣经作出了重要的个人贡献。

 

从这些以及其他的例子，改教家得出正确的结论：圣经是出自真实的人文处境，其内容是由人为特定的历史情境而写的。如果基督徒要正确地理解圣经，他们不仅需要强调圣经源自上帝，也需要强调那些人类作者和历史的渊源。

 

早期的更正教信徒对圣经权威的看法，强调圣经默示的神授和人为这两方面。这个默示观点也深刻地影响改教家对圣经含义的理解。

 

2、含义

 

我们可以如此总结早期更正教信徒对圣经含义的理解：改教家不是遵循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模式，在圣经里寻找隐藏的神圣含义；他们乃是将所有解释都建基于圣经文本的字面含义。简而言之，他们专注于人类作者想要传达给原本受众的含义，以此来解释圣经。

 

当然，我们需要留意，早期更正教信徒并没有彻底摒弃中世纪对圣经含义的理解。有时候宗教改革时期的作品里还会出现经典多元性的痕迹，亦即圣经具有多种含义的信念。例如，路德对诗篇的注释，显示出他还是持续依赖这样的解释方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公允地说，与大多数天主教的领袖们相比，改教家们自始至终更加重视人类作者要表达的含义。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许多经文的应用都是基于文本的原本含义。

 

要了解早期的改教家对圣经文本的字面意思或原本含义的强调，我们需要回溯一些历史。这种释经法或解释圣经的方法，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扎根于西欧。文艺复兴（Renaissance），即“重生”，其名称源于宗教改革前，人们对于古典罗马，尤其是希腊文学和文化的重新关注。在文艺复兴之前，学者们基本上只能透过翻译去了解希腊的古典著作。这些著作的解释绝大部分是在教会的监督下进行的。在不同时期，教会都会刻意地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的思想，以支持基督教教义的方式进行诠释。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学者的研究资助者支持他们想要摆脱教会的监督、直接理解古典文本的愿望。他们开始按着那些作者原本要人理解的那样，去解释那些作品。结果，对那些受人重视的古典文学所作的解释，开始着重于它们的历史意义，这通常与教会所教导的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新版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得到了出版，这也导致圣经解释的重大转变。如我们所见，在此之前，圣经的解释主要是在教会的指导和教会信条的支持下进行的。但是依循文艺复兴时期的原则，许多圣经学者，尤其是更正教信徒，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去阅读圣经。他们试着以原本的历史含义为基础来解释圣经。更正教信徒以原本含义，或是字面意思为释经的基础，这个导向导致对圣经含义的认知有了显著的转变。更正教信徒认为每一段圣经经文都有一个统一而连贯的含义。正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第9条所言：“圣经任何部分真实和完整的意义……不是多种，只有一个。”我们可以称这个观点是圣经含义的“一元观”（univalent view）。

 

当然，早期的更正教信徒意识到，圣经经文在字面意思所表达的简单含义外，经常还有更多含义，它们与基督教真理可能有许多蕴含的关联，超出了原本人类作者书写时所能理解的。但是所有这些层面仍然是单一、真实和完全含义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与圣经的字面或明确意思相互协调。

 

当我们解释圣经时，我们真正要寻求的是字面意思。换句话说，无论我们是在谈论先知何西阿，还是使徒保罗，我们要知道那些圣经作者们通常想表达什么。当然，我们难以全然理解一位作者的心思，从而能确切地说，这就是那个人要表达的意思。而且我认为，我们还要记住一件事，那就是所有的经文都有双重作者，是上帝和人共同书写成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圣经的写作者可能在写一些圣灵有意表达的第二、第三、第四层含义的事情，甚至连原本作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上帝还是使用那些记载。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回到文本的字面意思，那是所有其他后续含义都可以用来表达的基点。

——尼古拉斯·佩林博士[6]

 

早期的更正教信徒除了强调圣经默示与人有关，以及经文一元含义的重要性之外，也借着确认圣经的清晰性，来肯定圣经的权威。

 

3、清晰性

 

改教家并没有认为圣经是隐晦的，需要权威性的教会解释；他们认为圣经是可以理解的。有几个因素促成了圣经清晰性的更正教教义。

 

首先，活字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带来越来越多的圣经。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得到圣经，使得基督徒能够亲自阅读圣经。借此，他们能够评估天主教会所宣称的圣经是隐晦难懂的说法是否正确。

 

其次，勇敢的先驱者已开始将圣经翻译成普通民众的语言，这也使人们能亲自查验圣经的清晰性。

 

第三，改教家对圣经字面意思的关注，即拉丁语的sensusliteris，也使神学家能够将他们的解释建立在可检验和测试的基础上。透过这些方式查考圣经，人们普遍意识到圣经乃是非常清楚明晰的，这与天主教徒的观点正好相反。

 

这些发展不但为更正教信徒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他们能确认圣经的清晰性，也使圣经重新成为基督教的实际权威。过去天主教会认为隐晦难懂的许多重要经文，人们发现实际上是相对容易理解的。更正教的解经家发现，随着他们更多地研究圣经，越来越多的圣经教导就显得更为清晰。

 

马丁·路德曾在一所大学教导罗马书。他在讲授时碰到的一句经文，不仅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也确实改变了我们所知的基督教样貌。影响路德如此深远的经文是罗马书1:17，那句经文只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当时的教会教导说，有些圣礼是人终其一生都需要履行的，而信徒蒙受恩典是与日渐进，直到某个程度,或许能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但是路德透过这节经文的教导理解到，当我们因信而接受基督时，我们在全能上帝面前马上成为义人。当然，我们希望继续行善，并服事上帝，但我们不是藉此得以成为义人，而是因为我们只凭着相信基督就已经被称义了。

——乔治·尚布林牧师[7]

 

在宗教改革的前几十年中，更正教信徒对圣经的清晰性极为乐观。一切看起来似乎相当简单：阅读圣经，并使得神学与上帝在此清晰的启示相一致。但是随着更正运动对于圣经的不断查考，更正教信徒对圣经的看法也变得更合实际。他们开始认识到圣经里的清晰程度有所不同。显然，圣经的某些部分是比其他部分更清晰。不过，当路德宗信徒对圣经某段经文持一个看法时，加尔文主义者则是持另一个看法，而慈运理派信徒又是第三种看法。早期对圣经的清晰性过于乐观的看法，逐渐转变为更合宜的观点。我们无需惊讶于更正教信徒这种较成熟的观点，甚至使徒彼得也承认，圣经里有些经文是难以明白的：“（保罗的）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后3:16）

 

请注意彼得的说法。他并没有说保罗的所有书信都很容易理解，也没有说它们都很难理解。他说的是，保罗的书信有些部分是难以明白的。

 

因此，与中世纪的教会相比，更正教改教家高举圣经超越教会的权威。更正教信徒明白，他们并没有被隔离在圣经中上帝的启示之外，他们肯定了圣经的清晰性，也因此，他们重新确立圣经乃是绝对权威，高于所有的教会权威。

 

改教家明白人是有罪的。从本质上讲，人们倾向于把上帝所赋予的加以扭曲、削减、滥用。改教家目睹罗马天主教会的情况，这当然是促使他们与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坚信上帝话语的权威必须是最终的权威。虽然天主教会在当时，而且直到今天还一直在说，他们认同圣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们认为教会蒙受能力去解释那个权威，从逻辑上讲，这意味着教会确实拥有最终的权威。但其危险在于，人是有罪的。就如改教家当时所理解的那样，不管是现今还是其他任何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受教会影响的认知范式（ecclesiastical structure），试图把圣经的解释施加于圣经，这是事实，然后我们就使得上帝的话语受制于某个有罪之人或是一群罪人的解释，那总是很危险的。因此，对于改教家和现今的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方式都必须与上帝的话语一致，并顺服上帝的话语。

——斯提夫·柯蒂斯博士[8]

 

我们已经探讨了早期更正教信徒对圣经权威的看法，现在我们要来看早期更正教信徒如何看待教会的权威。

 

（二）教会的权威

 

更正教对圣经的默示、含义和清晰性的看法，使早期更正教重新恢复了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唯一无可置疑的准则，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的权威。身为现今的福音派信徒，我们也必须如此。不过，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尽管早期的更正教肯定圣经的权威，但他们在建立神学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拒绝所有教会权威。相反，更正教认为，上帝赋予教会次要的、会犯错的权威，服在圣经无误的教导之下。

 

为了帮助我们探讨更正教对教会权威的看法，我们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早期的更正教如何看待过去的教会权威；其次，他们如何看待当时的更正教会权威。

 

1、过去的权威

 

尽管我们很多人可能难以想像，但早期的更正教也认同教会教父的教导和早期教会大公会议的权威。改教家持守着教会健全的教义。他们坚信圣灵带领早期教会进入许多重要的真理，那是他们那时代的基督徒需要认同的。

 

改教家用引人注目的标语——“唯独圣经”，来谈论圣经的权威。但遗憾的是，当今许多福音派信徒对“唯独圣经”的教义却有着严重的误解。在现今时代，许多福音派信徒认为，“唯独圣经”的教义意味着，我们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其他权威；但这不是宗教改革的立场，也不是“唯独圣经”的真实含义。改教家坚持“唯独圣经”，他们的意思并非认为圣经是信徒的唯一权威，而是说圣经是信徒唯一无可置疑的权威。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更正教并非是舍弃所有其他的权威，只顽强地捍卫“唯独圣经”这个教义；他们之所以捍卫，正因为他们也高度重视其他神学权威。

 

在改教家当中，特别是加尔文，你所看到的情形之一是，他们对“唯独圣经”的信念，就是认定圣经的权威乃是教会的根基，以及他们对教会教父的尊重，这之间并不存有根本的冲突。他们认为自己是将教会恢复成教父们所代表的、更早而更纯正的传统……而且他们想从教会传统来证实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因此他们并不认为那两者有根本上互相抗争的本质；但是他们也没有将教会传统和早期教会教父的权威等同于圣经的权威。

——杰夫·德莱顿博士[9]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引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第10条对这些议题的总结，这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要判决一切信仰的争论，审查一切教会会议的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个人的主张，我们所当依据的最高裁决者，除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以外，别无其他。

 

这一段话强烈申明，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是“判决一切信仰的争论……的最高裁决者”。换句话说，教会的所有判决都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审断。但请注意此处的用语：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是“最高的裁决者”。如果某样事物是最高法官，那么其他法官就不是最高法官了。实际上，信仰告白在这段话中提到一些其他的权威。按着它们重要性的顺序，它提到教会会议、古代作者或教会教父、世人的教训（过去和现在教会中其他人的教导）和个人的主张（对某些特定议题的内在感知或确信）。《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承认这些权威，但是赋予它们次一级的地位，它们是隶属圣经的绝对权威之下的权威。

 

天主教神学家经常指责改教家拒绝教会的权威。但是，改教家在持守“唯独圣经”的教义时也很谨慎，不拒绝过去的权威。早期的更正教神学家经常引用早期教父的论述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事实上，随着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每次修订，加尔文都会增添更多的阅读早期教会教父作品的心得。此外，《基督教要义》里有段话明确显示他对于教会会议权威的观点。请看第4卷第9章的这一内容：

 

我并非拒绝一切的会议，或完全推翻它们的一切决议，像有人说的决议都一笔勾销了。然而他们仍坚持说，我贬低了它们的权威，让每个人有权随意接受或拒绝会议决定。绝非如此！不过讲到任何决议时，我愿坚持两件事：第一，我要详细考查，该会议是在何时举行的，因着何事，有何目的，由谁参加；第二，该会议中所讨论的题目应当用圣经的标准来审核。会议的决议应有力量，但也应被认为是暂定的，并不足以免除我所提到的考查。

 

加尔文在此所说的话显示了几个重要的观念。首先，他坚持认为要照着历史意义来理解教会的会议。它们不是永恒的、来自上帝的直接启示。文艺复兴时期的解释方法，就是注重字面的历史性含义，应该适用于教会的会议。信徒应该“详细考查，该会议是在何时举行的，因着何事，有何目的，由谁参加”。

 

其次，“唯独圣经”的教义使加尔文坚持认为，教会的教义最终要根据圣经来衡量评估。 正如他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必须应用“圣经的标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加尔文声称过去的教义应该被接纳为是“暂定的”判决。也就是说，教会经年累月，古老的发现应被接受为我们暂定或初步的判断。我们应该接受它们的教导，直到严密的圣经释经结果证明它们是错误的。

 

加尔文的策略反映出当时那引导众人的智慧，除了最激进的更正教，绝大多数更正教都认同早期教会的教父和教会的信经应具有的极高权威。他们承认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依此来暂定接受这些过去的教会权威。

 

我们已经了解早期更正教如何看待关乎过去的教会权威。现在要来看改教家如何看待他们当时的更正教权威。当他们试图回答当时的神学问题时，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益处，他们认同什么样的权威。

 

2、当时的权威

 

你可能还记得，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发展了一套详尽的神学权威体系，最顶点就是不会犯错的教皇。更正教改教家主要就是拒绝这样的教会权威。只有圣经的权威才被接受为无可置疑的。教皇、教会会议和其他的教会权威都会出错，都会有误。

 

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了解早期的更正教非常尊重教会里正式按立的教师权威。随着更正教逐渐地发展宗教改革神学，个别的学者或所谓的“教会博士”都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几乎更正教的所有宗派都制定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告白、要理问答和信经信条，这一切都被公认为是教会的次要权威。这些早期的更正教之所以如此尊敬当代正式按立的神学家，其原因是他们认为，圣经教导跟随基督的人要尊重上帝在教会里设立的权威。圣经有许多经文谈到这个问题。例如提多书2:1、15，保罗用这些话语指引提多：“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戒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权威的问题是宗教改革的核心，因为我们相信的所有事物，都源于我们对权威的选择。……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依靠基督为房角石，而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们则是教会的根基，但后来我们还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等教会权威。因此，教会的权威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具有智慧，也具有经验，能帮助他们顺服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真理。但是那些权威必须始终顺服主耶稣，和祂所肯定的圣经那无可置疑的权威。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10]

 

圣经权威与教会权威之间的平衡可以用一个古老的口号来概括，这个口号在改革宗教会里常反复出现——“归正教会总是不断归正”，拉丁语的缩写为semper reformanda（“总是不断归正”）。这些口号表明，教会的改革宗支派充分明白，教会权威固然很重要，但它始终要接受圣经的仔细审查。

 

我们已经探讨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早期更正教时期对神学权威的观点，现在要来思考当代更正教如何处理神学权威的问题。

 

三、当代更正教如何处理神学权威的问题

 

（一）圣经的权威

 

圣经对基督徒的权威，是他们生活每个部分的绝对权威。若非如此，就是把自己树立为上帝。我们若是阅读圣经，然后说道：“嗯！我不想遵循那个部分，不过我会遵循这个部分。”或是说：“我会遵从这一节经文，但不是那一节经文。”从某种意义上讲，将自己立于圣经之上，由我们来决定何者为真，何者不是；哪个要遵从，哪个不遵从；以及何时要那么做，我们自己就成了小的神明，把自己当成是宇宙的神明。那就是偶像崇拜。因此，否定圣经，不按着它的权威而生活，就某个意义而言，我们就是在试图取代上帝，使自己成为权威。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圣经应该主导基督徒生活的绝大部分，甚至每个部分，使得他们确实让上帝置于至高权威的地位。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11]

 

要探讨圣经权威的当今观点，我们要触及本文持续讲论的三个议题——圣经的默示、圣经的含义、圣经的清晰性。在现今，关于这些议题的一些不同观点都声称他们是遵循宗教改革的传统。我们将从对圣经默示的当代观点着手，查考这些观点并评估它们的价值。

 

1、默示

 

在当代更正教中，至少有三个关于默示的观点广泛流传。在这个光谱的一端，是我们通常称为的“浪漫式默示观”。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另一个类似极端的观点，称为“机械式默示观”。在这两个极端观点之间，是“有机式默示观”。让我们扼要地看这三个观点。

 

浪漫式默示观被较为自由派倾向的更正教所接受。按照这个观点，圣经是在“浪漫”的意义上从上帝得到默示，就像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如莎士比亚、伦勃朗、巴赫）得到“灵感”那样。因此，上帝激发圣经作者，但祂没有监督他们的书写。按照这个观点，圣经只不过是人的意见。因此，圣经是会出错的，对教会缺乏绝对的权威。不用说，坚持宗教改教精神的人必须拒绝这种默示观。这个观点透过否定圣经的可靠性和至终权威性，摒弃了更正教对“唯独圣经”的核心持守。

 

另一端的机械式默示观，有时被称为“口述式默示”。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认定圣经的作者们在书写圣经时，是相对被动的听写。照此观点，上帝基本上是自己动手写了圣经，人类作者就像是听命于祂的、只负责记录的秘书。总体而言，这个观点透过否认人类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原本含义的重要性，而背离宗教改革“唯独圣经”的原则。正如改教家谨慎地指出的那样，否认经文字面含义的价值会妨碍经文的实际权威。圣经的含义无法再被审视和遵循，我们被迫要把自己的想法读进圣经里。结果，圣经本身不再成为我们神学方面的最高权威。

 

当代更正教神学借着重新确立默示完全的有机本质，来避免陷入浪漫式默示和机械式默示的极端里。所谓“有机式默示”，就是上帝感动圣经作者的书写，也监督他们的著作，以使他们所写的是无误的，且带着权威。但是祂并没有拦阻他们个人的思想、动机、感受或神学，而是护理他们。在默示上，人与上帝的层面没有互相冲突。整本圣经呈现上帝超越时间的真理，但又是高度人性化、受文化制约的文本。圣经的一切教导是所有时代的准则，但那些教导又与特定情境有关联。更正教关于有机式默示的观点强调了整本圣经源自人与上帝，兼具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特质。这个默示观点持守了“唯独圣经”的教义，而且毫无疑问地，就更正教思考圣经默示的三个方式，有机式默示的教义更符合那些引起并导致更正教改革的原则。

 

我热爱圣经的理由之一，是圣经作者的多样性，以及圣灵如何透过每位作者的独特性情、经历、生活来运作，从而让我们对上帝是谁，及这对我们的意义，有了全面的看见。因此，我们看到上帝如何使用不同的作者，就好像圣灵在他们里面运作，与他们同工，让他们感受到要书写什么，要述说什么，但又好像是透过他们个人的性情、各自的经历来完成这个工作。因此，那运作是生动、丰富而圆满的。它允许一些人以不同方式来与之有关联，而非机械、生硬的运作。我认为上帝喜欢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体验，而圣灵内住于那些作者的生命中，使得他们领受默示，而知晓要书写什么，也透过他们各自的性情来完成这个工作。

——但·雷西迟博士[12]

 

当代更正教神学家除了强调圣经默示的有机本质外，还必须透过正确审视圣经的含义来衡量圣经的权威。

 

2、含义

 

同样，我们有一系列的立场代表更正教对圣经含义的想法。但是，并非所有立场都对宗教改革的理想有所促进。在光谱的一端，我们将其称为“当代多元观”观点。而另一端，则是 “单一一元观”。居于中间的是“综合一元观”。

 

我们先来谈当代多元观。近几十年来，有些更正教神学家谈到圣经的多元性，因为他们认为圣经有不同的含义。但古典多元性确信圣经有多元含义，乃是因为圣经来自上帝；而当代多元观的观点，通常是基于人类语言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实际上，当代多元观教导说，圣经的经文乃是空洞的器皿，让释经者把含义填在里面。当然，那些坚持这种观点的人意识到，就像器皿具有特定的形状，圣经文本的语法确立了含义的一些基本范畴。但是，在这些范畴里，特定的含义是由释经者提供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认为必须摒弃宗教改革对字面含义的强调，而是应该把自己的解释放入经文里，无需在意或是不必太关心文本的原来或字面意思。

 

遗憾的是，这种当代多元观的看法废除了圣经的权威，让释经者有权利把自己的立场放入圣经里。为此缘故，我们必须拒绝这个观点。

 

光谱另一端是“单一一元观”。这个观点正确地倡导圣经的每一段经文都只有一个含义，但是它错误地否认单一含义可能会是复杂的。以约翰福音3:16为例：“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位持单一一元观的基督徒可能会这样说：“这节经文很简单。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相信基督。”

 

约翰福音3:16是基督徒常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去总结的经文。但实际上，这节经文涉及到所有深远的话题。它明确地谈到了上帝的爱。它使我们想起了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和复活。它谈到了世人、永刑和永生。这些主题本身都很复杂，并且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逻辑关联。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正确地说，约翰福音3:16具有单一的含义，但该含义的复杂性超出了我们能够对此作出的任何总结，而且不同的释经者可以正确地强调其单一含义的不同层面。

 

当我们看不到圣经的含义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总是超出我们所能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冒很大的危险。那危险就是自认为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近乎就是圣经本身。我们的解释取代了圣经的权威，否定了圣经总是位于我们的解释之上的“唯独圣经”的信念。

 

光谱的中心是“综合一元观”，这与早期宗教改革的观点相符。《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1章9条中，描述了综合一元观的观念：

 

当我们对圣经某处真实和完全的意义发生疑问时(该意义不是多种，只有一个)，就当查考其它更清楚的经文来加以解明 。

 

按照这个观点，每段经文都有一个含义。但是，这个含义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是由圣经的整体教导所建立的多重交互关联的网络启示出来的。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一元性”这个词语。但是，从最好的意义上来说，圣经的一元性意味着它只有一个真义，就是圣经的每个部分都有统一的意义。当然，意义的统一性是复杂的、综合性的，并非那么简单。我们似乎难以用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来总结圣经某个段落的单一含义，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圣经的每个部分都很复杂。但是圣经的每个部分也是相互一致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元性”，是联结在一起的。对应此一元性的“多元性”，则是认为圣经的任何段落都具有多重含义，因此你可以就某一段落的这个含义或那个含义进行不断地讨论，而不管那个段落的这些不同含义到底有没有互相关联。但事实是，身为福音派信徒，我们所相信的一元性，不是“单一一元性”，而是“综合一元性”。所以我们确认圣经的任何段落都有统一的含义，就那个意义上，那是一元性的观点。

——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

 

综合一元观的改教概念确认圣经所显示的权威性含义，而非等着我们去提供。它也限制我们不至于将圣经降低到我们对圣经简化摘要的水平。每段圣经经文都有一个权威性含义，那超乎我们对文本最尽力的解释。综合一元观为处理圣经的含义提供了一个途径，使我们能够在现今持续推动宗教改革的神学。

 

对于圣经的权威，我们已经探讨了当代更正教对圣经的默示和含义的看法。现在要来谈论当代更正教对圣经清晰性的观点。

 

3、清晰性

 

在光谱的一端，我们所面对的当代趋势是认为圣经彻底隐晦；而另一端面对的当代趋势则是圣经彻底清晰。但是宗教改革的教义处于中间点，认为圣经是不同程度的清晰。

 

你可以说圣经是具有其清晰度的。当然，那并不意味着圣经对我们总是很容易理解，而且，彼得也讲过那句著名的话，他说保罗的信里有些是很难明白的。所以在解释圣经时，我们需要明白困难的根源。困难之一是，我们乃是有限的受造物……因此，当我们碰到一个本质上复杂的主题，例如在谈到上帝的属性时，即使圣经本身讲得很清楚，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有时也充满挑战。但是，最要紧的一件事，也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谈到的，得救所需知道的那些事情乃是非常清楚的，即使头脑简单的人也可以理解它们。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13]

 

我们不难发现，现今有些更正教认为圣经是近乎全然隐晦，或是对我们而言其意思是隐藏的。这些更正教信徒按着解构主义和后现代释经学的精神去评估圣经，就像他们看待其他的文学作品那样。他们认为，如同其他文学著作，圣经之所以隐晦难懂，因为其内容乃是自相矛盾、自取挫败。他们认为，圣经解释的历史显示出太多释经的难题，以致于现今我们几乎不可能去决断要如何理解圣经。

 

而光谱的另一端，有些当代更正教信徒相信圣经完全清楚。他们认为圣经几乎所有的部分都很清楚，以至于他们能快速而轻松地理解它们。通常，拥护这一观点的人只是把那些不是出于他们那个狭窄基督徒群体而做的所有圣经解释，简单直接地加以否认而已。

 

对于现今更正教传统里的许多神学家来说，夸大圣经的清晰度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们迫切希望让圣经远离现代怀疑论和犬儒主义的讥诮。但是，以这种方式来过分简化圣经的清晰度，并不能代表宗教改革对圣经清晰度的看法。如我们所见，早期的改教家已经承认，圣经的某些部分，即使不是无法理解，至少也是很难理解的。

 

在清晰性观点系列的中间，是承认圣经有不同程度的清晰性。这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章7条采取的立场：

 

圣经中所记各事本身并不都是一样明显，对各人也不都是一样清楚；然而为得救所必须知道、相信并遵行的事，在圣经此处或彼处已明载而详论，以至于不仅有学识的，而且无学识的，只要正当使用通常的方法，便都可以有充分的理解。

 

请注意，信仰告白区分的很清楚，它说圣经各处“得救所必须知道”的经文都是很清晰的。但是它也承认圣经的其他内容并非都一样清晰。换句话说，圣经并非全然不清楚，也不是全然清楚。

 

我们可以使用“确信度锥体”模型，来区分对不同基督教教义所持的不同确信度。在确信度锥体的底端，我们所持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念，因为我们对它们的确信程度很低。而在确信度锥体的顶端，则是我们坚决持守的一些核心信念，放弃它们，就是放弃基督信仰。在这两端中间，是我们以不同程度的确信度所相信的其他部分。

 

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思考圣经的清晰性。首先，圣经教导的许多方面，包括得救所需要的认知，几乎不需要学术上的努力就可以理解。正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说的那样，“有学识的”和“无学问的”都可以理解这些经文。实际上，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很容易理解。例如，在旧约中不难看出上帝创造了世界，或者有名叫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人，或者以色列人去到埃及，后来又在旷野漂流。新约明确地记载耶稣在拿撒勒长大，还有那些使徒的经历。圣经的这些记载和无数其他的叙事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人无需花费学术努力就可理解它们。

 

我们是否需要以专门的方式才能认识圣经中最基本的真理？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圣经中大多数内容是清楚的，彼得后书1:3这样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章6-7条所主张的，最基本的关乎救恩的、关乎敬虔生活的事情，祂都已经赐给了我们，非常清晰。所以就算不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人，而是一个普通人，只要用适当的方法，按着圣经的文本和神所给我们的通常的知识，我们就可以读懂圣经。这正如有人所说：“圣经让我惊讶的不是那些难懂的地方，而是那些特别明白、浅显的地方，在那里所宣扬的真理和关乎救恩的信息，让我惊讶无比。”圣经中很多地方都讲到人的罪、上帝在基督里的拯救、祂将来的审判，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一个人只要认识字，甚至只通过听别人讲，他都可以明白圣经。

——陈彪博士 [14]

 

其次，圣经有某些方面是只有认真学习的人才能明白的。他们通过学习例如古代历史、经文批判、圣经原文、释经方法之类的学科，来触及圣经中那些较为艰深的知识。在这些学科里，他们可能会探讨诸如保罗的末世论，或创世记的历史目的之类的主题。圣经的这些以及其他内容需要更多的学术探究。但若是有足够的学术努力，许多最初对我们似乎隐晦难懂的圣经内容，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最后，圣经有些部分，无论我们付出多少努力，似乎仍然都不清楚。当我们试着把圣经的对应部分，例如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或是新约的福音书合并参照时，就会出现一些有关圣经难以明白部分更明显的例子。即使我们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许多问题似乎仍然无法解决。

 

因此，当我们探讨圣经时，必须始终记住：圣经的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清晰。只有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才能负责任地处理圣经的权威。确实，圣经的每个部分都具有权威性，但是，在实际应用的方面，我们可以根据圣经不同部分的相对清晰度，以不同的程度去掌握和使用其权威性的指导。因此，为了在当今持守宗教改革的传统，我们必须在圣经的清晰性方面避免当代的极端看法，从而确认圣经的清晰性乃是程度上的清晰。

 

记住当代更正教信徒对圣经权威的这些看法，我们要去留意现今神学中的教会权威。

 

（二）教会的权威

 

我们要再次着眼于两个方向：首先，我们要看当代更正教神学家如何看待过去的教会权威；其次，我们将探讨他们如何看待当代的更正教权威。

 

1、过去的权威

 

如我们所见，早期的更正教信徒明白圣灵在过去已经教导教会许多真理。因此，他们对于早期教会教父们的教导、信经和教会长久的传统，都设法保持合宜的尊重。实际上，早期的更正教信徒接受大公教会的教导作为暂定初步的判决。然而，他们也坚持认定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的所有教导，以此作为平衡。他们倚靠并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同时也使教会所有的教导服从圣经明确无疑的准则。

 

遗憾的是，现今的神学家有时很难坚定地持守早期更正教这个立场的两个方面。有些人倾向于传统主义，其他人则趋向于圣经主义。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乃是更正教传统里许多人所持的“不断归正”的作法。

 

一方面，有些当代的神学家陷入“传统主义”的陷阱。我们所说的传统主义，是指他们偏向与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传统主义极为相似的做法。当然，更正教神学家们是肯定圣经的权威，他们也拒绝天主教的传统。但是很多时候，传统主义者太过看重过去的更正教信仰表达，以至于在实践层面上，他们没有对过去作充分的审查。

 

一个反讽的情况是，我们更正教信徒坚决反对等同于圣经的任何教会传统。但是，实际上，有时我们也会那么做。你可能认识一些会特别强调某个教会信仰告白的人，例如《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或者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更偏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对于许多人而言，它们确实具有了与圣经同等的权威。然而，就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一章里，它提到圣经乃是所有教会会议的决议、所有教会神学争论的最终权威。传统是很好的指南，但也是可怕的主控者。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使命里都有参与的角色，我们也要以独特的方式去体现圣经的叙事，我们可以受益于他人的榜样，或传统的范例，却不能让它们作主。

——贵葛·派锐博士[15]

 

另一方面，有些当代神学家在面对过去的教会权威时，则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陷入了所谓的“圣经主义”，那是启蒙现代主义的一个基督教版本。这些神学家的作法，好像每个人都不需要倚靠过去的更正教传统，而必须自行回归到圣经，来决断每个神学议题。

 

对于几个世纪以来的改教家和基督徒而言，他们都理解圣经乃是神圣启示的源头和见证。然而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传统，或是我们自己就没有置身于某个特别的传统里。因此，认为“唯独圣经”乃是意味着拒绝所有的信经，只是阅读圣经，那根本不是改教家的意思，也不是明智的前进之道。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16]

 

这些更正教神学家们屡次地对传统主义说出这样的话：“教会过去所说的并不重要。我只关心圣经怎么说。”这样的言辞远超出了“服从圣经，以圣经为我们的至终权威”。它忽略了上帝的灵赐给教会的智慧，而只许可当前作工的个人或是群体参与神学的判断。

 

为了持续推动现今的宗教改革精神，我们必须重申“不断归正”的原则。我们必须努力确认圣经的至高无上，却也不能忽略宗教改革传统的重要性。

 

现今的“不断归正”，要求我们不仅接受早期教会教父和议会的暂定判决，也接受更正教的信仰告白和传统。但是，这些过去的权威总是要服从圣经明确无疑的教导。现今为了持续推动宗教改革，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圣经的权威下，去看重过去的教会权威。

 

不断改革的概念实际上是在表明改革的教会总是在改革，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它在表明教会始终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下。因此，每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实践处于我们所认为的圣经所要求的范围之外时，就必须愿意改革自己。因此，教会始终愿意改革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可以说，我们置于圣经之下；我们甚至必须愿意测试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仅跟着潮流走。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不断改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与过去进行对话。我们必须弄清楚不同时代的人是怎样想的，上帝的灵在过去如何运作，以便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仍然与历世历代以来上帝在教会一贯的教导和带领是一致的，使得我们愿意根据圣经来改革，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思想，这不是开始一个新的宗教，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这并不是新的。

——凯利·卡皮克博士[17]

 

在探讨了教会的权威，以及当今更正教神学家该如何看待过去的权威后，我们应该转向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现今的神学家应该如何看待当代的更正教权威？我们要如何认识当今正在发展的神学权威？

 

2、当代的权威

 

早期的更正教信徒肯定他们的教会领袖所发展的神学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也需要提防高举当时的教会权威高于圣经的教导。遗憾的是，当代更正教神学家再次发现，要遵循这些早期更正教信徒的观点是相当困难的。他们在理解当代的更正教神学时，常倾向于走入不同的极端。

 

一方面，有些神学家对当今的教义表述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许多人则是倾向于对现今的教义表述采取教条化态度。但是，真正的宗教改革神学采取的方法是，致力于建立信实的当代教义表述。对当今教义表述极为怀疑的神学家拒绝所有的权威意识，也不认为有需要服从当今教会所说的一切。而极端教条的神学家则坚持认为当今的教义表述是完美的。

 

我们在评估当代基督教信念的方式上必须非常小心。一方面，福音派基督徒当中，经常有人对于新的事情总是持怀疑的态度，认为那一定是错的，因为真理属于过去。遗憾的是，这显示出他们不相信圣灵依然活跃地运行于现今的教会，如同祂在过去所作的。另一方面，你会碰到另一极端的人，他们会说：“嗯，如果它是老式的，如果它来自过去，那么就和现今无关；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新观念。”这也不是我们要走的途径，因为圣灵不仅在现今的教会里运行，祂已经在教会里工作了数千年。因此，当我们认识到过去存在的真理，我们必须以过去的真理为基础。两千年来，教会对圣经的诠释，应该对我们现今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你要明白，神学乃是倚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学习圣经，并且以智慧应用圣经的教导。这智慧是祂古时赋予教会的，也同样能解决今时的问题。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

 

我们当今面临严重的怀疑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人们通常认为教义性陈述只是简单的正确或错谬。实际上，设若我们想到正确与错谬之间的可能性范围，就有助于我们建立忠信的教义表述。所有神学陈述或多或少都有对和错，那取决于它们多么接近地反映出圣经的无误教训。

 

一方面，相对于怀疑的观点，我们发现有些神学立场对圣经的教导描述得非常之好，以至于我们可以称其为正确的，也认为它们很有价值。这些陈述当然并非完美，但是它们够接近，可以被接受为是对的，除非出现某种状况证明它们不是。

 

另一方面，有些神学立场相当偏离圣经的教导，因此我们可以给它们贴上错谬的标签。不像那些教条式地忠于当今表述权威的人，我们可以拒绝这些表述，除非有其他评估显示它们是可被接受的。

 

例如，以“上帝对万有具有主权”这个当代教义表述为例，通常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真的。圣经确实教导说，上帝对祂所有的创造都具有主权。但是，由于这个表述可以加以改善，因此在某个意义上，它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正要把圣经的信仰与自然神论区别对待时，那么这句话可能会给人错误的印象。自然神论教导说，拥有主权的上帝在最初的创造工作完成后，就不再与历史事件有相互作用了。因此，“上帝对万有具有主权”的这个表述，实际上就可能带我们远离上帝护理的实际，即上帝与祂的创造是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说到底，关于当代神学表述，有些神学陈述与圣经非常接近，可以算作是正确的。其他的则非常远离圣经，可以看为是错谬的。无论是哪种情况，陷入教条主义，把当代教会的表述都看为是正确的，不会让我们受益。但是，陷入怀疑论，忽略当代教会权威的价值，也并无益处。所有神学的表述都可以改进，但是我们不应该只因为它们是现今的表述就忽略它们。这其实是早期改教家的格言，就是要“不断归正”。

 

当我们说，当代更正教神学的目的是要建立忠信的神学表述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谦卑、负责任地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所有资源——圣经诠释、群体互动和基督徒人生——来发展忠信的教义表述。我们力求使我们的教导尽可能地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的教义越接近圣经，它们拥有的权威就越大；离圣经越远，所拥有的权威就越小。但是无论如何，教会的神学总是要顺服在圣经之下。

 

结论

 

本文我们探讨了神学中圣经权威与教会权威之间的关系，查考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时期发展出来的一些观点，也检视了早期改教运动如何更正这些观点。最后，我们还探讨了将宗教改革的观点应用于当代更正教的圣经权威和教会权威的必要性。

 

	开放的极端	合乎中道	保守的极端
默示	浪漫式默示观	有机式默示观	机械式默示观
含义	当代多元观	综合一元观	单一一元观
清晰度	彻底隐晦	“确信度锥体”：不同程度的清晰	彻底清晰
教会的过去权威	传统主义	不断归正	圣经主义
教会的当代权威	教条主义	致力于建立忠信的教义表述	怀疑主义

 

建立基督教神学，需要我们竭力地面对权威的问题，包含圣经的权威和教会的权威。正如本文所表明的，除非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重申圣经绝对、不容质疑的权威，否则我们就会偏离真理。这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在神学中的坚定基础。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忽略上帝在祂的教会中所做的一切。尽管那些在我们之前的人并不完美，今天教会的教师也并不完美，他们都会犯错；然而，上帝已经在教会中树立了我们要尊重的权威。如果我们牢记这些原则，就能够避免过去和现今困扰基督教神学的许多问题，我们就能够建立起那种服事基督身体、尊荣上帝的神学。

 

[1] 本文转载自IIIM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建立你的神学”课程第四课的学习文本。<神学的权威>，IIIM神学教育资源中心，2023年3月1日存取，http://cplayer.thirdmill.org/clearning/lessons/cBYT4text.html。标题为编者另拟，正文略有编辑。承蒙授权转载使用，特此致谢！——编者注

[2] 提姆·桑斯伯里博士（Tim Sansbury），[美]诺克斯神学院（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哲学与神学助理教授兼行政副院长。

[3] 雅各·史密斯博士（James D. Smith III），[美]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Bethel Seminary, San Diego Campus），教会历史副教授，以及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宗教学客座教授。

[4] 凯里·温赞特博士（Carey Vinzant），[美]卫斯里圣经神学院（Wesley Biblical Seminary），系统神学助理教授。

[5] 司科特·霍瑞尔博士（J. Scott Horrell），[美]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研究教授。

[6] 尼古拉斯·佩林博士（Nicholas Perrin），[美]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富兰克林·S·戴尼斯（Franklin S. Dyrness）圣经研究教授兼研究生院院长。

[7] 乔治·尚布林牧师（George Shamblin），[美]伯明翰神学院（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美]行政领导中心（The Center For Executive Leadership），牧师。

[8] 斯提夫·柯蒂斯博士（Steve Curtis），[美]提摩太培训国际计划（Timothy Two Project International），主任。

[9] 杰夫·德莱顿博士（Jeff Dryden），[美]圣约大学（Covenant College），圣经研究教授。

[10]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Richard L. Pratt, Jr），[美]IIIM神学教育资源中心（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主席及联合创始人。

[11]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Michael J. Kruger），[美]改革宗神学院，夏洛特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Charlotte campus），校长及新约教授。

[12] 但·雷西迟博士（Dan Lacich），[美]佛州奥兰多北地教会（Northland, A Church Distributed in Orlando, Florida），牧师。

[13]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Mike Glodo），[美]改革宗神学院，佛州奥兰多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Orlando Campus），圣经研究副教授。

[14] 陈彪博士（Biao Chen），[美]IIIM神学教育资源中心（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中文部主任。

[15] 贵葛·派锐博士（Greg Perry），[美]IIIM神学教育资源中心（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战略项目副主席；[美]圣约神学院（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前新约副教授兼发起城市事工部主任。

[16]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Jonathan Pennington），[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及博士研究部主任。

[17] 凯利·卡皮克博士（Kelly M. Kapic），[美]圣约大学（Covenant College），神学研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