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约翰·麦克莱恩（John McClean） 译/述宁 校/榉木
引言
史蒂文牧师开车回家，脑子里一片混乱。
这天一早，他去探访教会的委身成员玛格丽特，她因心力衰竭而卧床在家，已经奄奄一息。她的心脏日渐衰弱，信心也随之动摇，孤单又恐惧。之后，他见了杰克和爱丽丝，他们的独生女儿宣称要和同性伴侣结婚，他陪伴他们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泪流满面，一直问：“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们还能和女儿重归于好吗？如果女儿和她的伴侣来家中做客，他们应不应该拒绝？
下午，史蒂文快速翻阅了源源不断涌进来的一大堆邮件，回复了其中最紧急的几封。他松了口气，在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安静地度过了一小时，研读罗马书第12章开头部分的经文，预备周日的讲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2节）。[2]当这个世界看起来如此强势的时候，会众的“心意”究竟怎样才会被翻转呢？他的圣经软件解释说，希腊语中的“心智”（nous）是“人存在和意识中涉及思考、理性和计划的部分……简单地代表着人所有的存在和经验”。[3]这使得“心意更新”成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工程。他想搞清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1节）献给主是什么意思？
他正要离开咖啡馆，雷格拦住了他，这是他在咖啡馆认识的一位朋友。一个月以前，他们有过一次长谈，雷格向他倾诉：他的兄弟是教会的长老，却抛弃了自己的妻子，这让他不再相信神。雷格说，这种假冒为善彻底摧毁了他。史蒂文听后感同身受，指出耶稣也谴责虚伪，试图让雷格多想想耶稣，而不是他的兄弟。然而这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进展。这次见面，雷格更新了他兄弟的近况，他的兄弟一直保持和妻子联系，现在又和雷格联系，请求原谅。他怒吼道：“我怎么都不可能原谅他。不过我想，她可能准备让他回去——继续愚弄她！”史蒂文正琢磨怎么回答，雷格却用力甩开咖啡馆的门，走掉了。他并不是征求意见！
回到家，吵吵闹闹地吃完晚饭，匆匆忙忙地完成家庭灵修，之后史蒂文让妻子安吉拉监督孩子上床睡觉。他自己则赶到教会主持了一场令人头疼的长老会议，教会正在考虑填补青年协调员的职位空缺。一些长老支持刚从当地神学院毕业的年轻姐妹吉莉安；另一些长老则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寻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弟兄做候选人。大家还是像往常一样，各自为营，各执己见。他们虽相互尊重，但讨论起来仍火药味十足；会议开完了，大家都怒气冲冲地离开，最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现在，史蒂文正开车回家，他费力地想整理一下思绪，还试着为此祷告。但他浑身酸痛，头嗡嗡作响，心里愈发沉重。他极力想要听听安吉拉的想法，而不是一味向她倾诉。也许，到了半夜，半小时的深夜体育电视节目会让他放松下来，可以上床睡觉。
一、基督教人论（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显而易见，教牧事工与人有关。牧师要和处在各个人生阶段的人打交道，与他们复杂的背景和关系、欢乐和喜庆、冲突和恐惧互动。他试图用神的话语指导他们，并帮助他们基于福音理解他们的人生。而牧师也是人，既有限也愚拙。
由此可见，研究人的生活的人论是教牧神学的核心要素。本文以基督教人论——基于圣经和对神的认识——来研究人的生活。当然，人论（或译人学，anthropology）可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和分支。常见的分支包括哲学人学、文化人学、社会人学和体质人学等。按学科划分，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甚至语言学等都是人学的组成部分。基督教人论必须承认它们的地位，并指导基督徒如何与它们互动。但首先，人学必须是一门神学学科，根据神的启示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来思考人。
在史蒂文牧师“平常的”一天中，他面临着哪些人论问题？他的目标是帮助玛格丽特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他想帮助杰克和爱丽丝解决有关同性恋和家庭生活的新问题；他希望挑战世界的影响，看到会众在思想和行为上发生转变；他想知道应该如何向雷格介绍基督；他带领的长老们彼此矛盾重重，他们需要整理思路，明白应该如何看待性别角色和教会职分。与此同时，他忙于照顾家庭，而他还应该关注自己的生活。本文的重点是这些直接的教牧问题，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现出来的更为宽泛的文化问题。[4]
二、作为受造物的人
我们是受造物，是有限且有依赖性的，这是人论的一个基本真理。睡眠是对人的有限性最明显的提醒。[5]这是神美好的赐福（参诗3:5，127:2），以使我们的身体、心理以及情绪保持健康。这也应该是一种信靠神的行为（参诗4:8），因为我们愿意交出自己，接受祂的保护和监管。我们需要学会在受造物的限制范围内生活，接受我们需要休息的现实（参创2:3；出20:9-11；可2:27-28），信靠并感谢神的供应（参太6:11、25-34；腓4:6；彼前5:7），这是前所未有的。史蒂文已经到了他的能力极限；毫无疑问，他身边的人也是如此。了解自己的受造性可能会帮助他反思自己的模式，并为他的会众提供一个智慧生活的模范。史蒂文必须看得更远，将所有人视为神的受造物，并根据他们与神的关系来理解他们。
人论的另一个基本真理是，全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受到了残酷对待，但福音派基督徒坚持认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与欧洲人血脉相同（参徒17:26，钦定本），理应得到公正的对待。[6]这一真理也挑战所有文化中的种族主义。[7]新约教会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参罗 10:12；林前12:13；西3:11），这表明基督“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启7:9）救赎人成为祂的百姓。我们共同的人性也为保护胎儿和服事残疾人事工提供了基础。[8]
1、身体与灵魂
人具有“身体和灵魂”。我们拥有奇妙而美丽的身体，是彻头彻尾的物质存在（参撒上9:2；诗139:13-14；歌5:10-16）。[9]圣子道成肉身（参约1:14），和我们最终在荣耀的身体中得到救赎（参罗8:11、23；林前15:35-54；腓3:21），这两点都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不仅是物质性的，还拥有内在的生命，可以存在于无身体的“中间状态”（参路23:42-43；林后5:6-8；腓1:21-23；启6:10）。[10]身体与属灵层面是相关的：“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林前6:13）史蒂文是正确的，他考虑如何帮助他的会众避免哥林多教会的错误观念，即认为身体和身体行为相对不重要。这种观念在当前的意识形态下可能会得到强化——将身体视为人得到改造和超越的限制。[11]
教牧关怀应当关注人的身体。休息、健康饮食和锻炼身体都是基本的属灵操练。器质性的病变可能会导致抑郁症，接受医学治疗会有所帮助。建筑和美学对人们如何听道和体验敬拜，有很大影响。
同时，我们也要小心面临倒向物质主义的危险。许多人拒绝接受非物质主义的观点，且难以想象这种观点，这造成了护教学方面的挑战，并为心理学理论和精神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教牧关怀中，重要的是，要批判那种认为人的一切都可以从物质（身体，包括大脑）的角度来解释的假设。[12]
2、语言
人是被话语所创造，也是为了话语而被造。神与我们的立约关系，是由祂的应许和命令的话语所决定。我们通过话语接受和分享智慧（参箴1:2，2:1；4:4-5、20）。美善的话语带来祝福和生命；恶毒的话语会深深地刺伤人，有极大的邪恶力量。“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箴12:18）在一个充满侮辱性论辩的后真理世界里，基督徒的沟通应是诚实和善良的（参弗4:25、29）。
话语是教牧事工的基本工具。史蒂文蒙召教导神的话语（参徒20:27），得到托付要保护使徒教义的传统（参提后1:14）。他的目标是专心聆听并努力传讲智慧，让神的子民得到指引、鼓励和更新。教牧谈话应该是福音事工的一种形式，将神的话语应用到神子民的具体生活中。
3、群体性
我们的存在、身份和成功都是在群体中体现的。我们在家庭中长大成人（参创24:66-67；箴3:35-4:27）。寄居者、孤儿和寡妇都需要保护，因为他们缺乏来自家庭的日常保障（参申10:18，24:17、19-21；诗94:6，146:9）。不仅我们的成长和身体安全需要依赖于他人，我们的身份认同和自我理解也源于我们的人际关系。耶稣的国度是一个新的社群或更新的共同体，人们在其中得到接纳和安全感。
而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此截然不同，志愿者组织的消亡、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都强化了这种个人主义。[13]结果就是，社交隔离和孤独成为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14] 史蒂文在照顾玛格丽特时应该关注这一点。孤独是一种常见的临终体验，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和医疗体系中。教会最大的贡献之一，是让垂死的人留在他们的团契中，因为“温暖的支持是他们的首要需要”。[15]他还需要考虑教会如何支持杰克和爱丽丝，以及他们压力重重的家庭系统。另外，与选择最佳青年协调员相比，保持长老之间的和睦关系更为重要，而且后者会有利于前者。
4、理性
我们会自觉地了解所处的环境，并做出适当的反应。[16]具备理性意味着承担责任，并能有理有据地解释我们所理解的和我们所行的，要对这些理由负责并能够检验它们。理性活动与人的其他活动（如信任和感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相互分离，尽管理性活动可以与这些活动区分开来。[17]圣经表明，人被赋予智慧和理解能力（参出36:1；代上22:15；箴14:8；传12:1），也被赋予论证和推理能力（参徒17:2，17；18:4，19），由此可见人具有理性特质。
承认我们有理性，是基督教致力于教育的基础。我们通过教育推动人能力的发展，按照圣经的眼光去研究和了解世界。史蒂文的任务是帮助人们通过神的话语理解神，并根据神的话语理解自己的生活。与雷格交谈时，他不仅仅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还需要跟雷格传讲真理（参徒17:2，18:4、19，24:25），不管他采用哪一派的护教学方法。
5、激情与情感
我们不仅会“思考”，也要“感受”。圣经反映了我们的情感范围：悲叹（参诗137）、狂喜（参诗47）、绝望（参诗88）、渴望（参诗24）、苦痛（参诗73）和满足（参诗23）。耶稣表现出了怜悯（参太9:36）、爱（参约13:1）、愤慨（参太12:6）、喜悦和欢欣（参路10:21）、痛苦和恐惧（参太26:37；可14:33；路12:50）。[18]在现代思想中，我们通常把感觉当作情绪——非认知性的、不自主的和身体的。古旧的观点更接近圣经，即我们有激情（passion）和情感（affection），它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理解和反思来引导。激情是不守规则和不受控制的，与身体的欲望（appetite）紧密相连；情感则“指向善、真理，并最终指向神”。[19]例如，爱可以是一种激情（当我们爱错误的事物时），也可以是一种情感（当我们爱神时）。
激情和情感源于“心”（希伯来语leb；希腊语kardia）。心是一个人的核心（参王上3:9、12；代下29:31；箴14:30、33；太6:21；路2:19，10:27；罗1:21；林前14:25）。“心”与史蒂文所读到的“心智”（mind）一样，是意志、道德责任、激情、情感和认知的所在，是人整个的内在现实（internal reality）。由激情和情感所引导的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耶稣劝诫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参太22:37）；也教导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6:45），罪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太15:18）。
基督教思想家们发现，人总是被激情和情感所引导。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写过一句著名的话：“心有其情理（reason），理性（reason）对此一无所知。”[20]他认为，我们是通过心灵而非理性来感知神的。[21]他（这位伟大的多面手）并没有否定理性，但他的名言提醒我们，欲望、恐惧、记忆和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大多数牧师都意识到了这种力量。他们认识到，激情的反应是我们最深层次承诺的明显指引，值得关注。他们知道，传道不仅要激发人思考，还要吸引人的心灵，并且必须引导人的情感。[22]在准备和带领敬拜时，牧师需要让头脑和心灵协调配合。因为激情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容易被激情误导和操纵。智慧的牧师会防范这种风险。
6、性化（sexed）和性别化（gendered）
当今社会，性和性别是备受争议的两个方面。圣经认为，我们的身体有性别区分，这是为性关系和繁衍而设计的，我们被造为“男人和女人”（创1:27）。[23]我们的性别，或者说我们的性身份，是神已经赋予我们的。就算我们拼命重新定义自己，也不会有任何收获。[24]
杰克和爱丽丝面对的是有关性伦理的问题以及它们对家庭的影响。毫无疑问，史蒂文还需要帮助人们思考，如何与那些被认定是变性人的人相处。更常见的是，他必须帮助他的会众思考：在一个完全混淆性和性别的文化中，作为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都需要以全备的圣经人论为指导。
在婚姻关系中，神已经设立了一个关于相互关爱、顺从的秩序（参弗5:21-25）。这种婚姻模式，与任命有适当资格的男性担任教会长老，负责教导和管理教会的做法类似（参林前14:29-35；提前2:11，3:7；多1:69）。[25]史蒂文需要谨慎而耐心地处理这些方面的人际关系，因为西方文化越来越觉得这些方面具有压迫性，甚至不可思议。
为了回应这种文化，一些福音派信徒可能会过分强调男女差异。[26]然而，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亚当看到夏娃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2:23）圣经中关于性别的重要论述之一是，男人和女人被设定为伴侣关系。神让夏娃成为亚当的“帮手暨伴侣”（创2:18，此处根据NRSV直译）。保罗在教导男女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时，提醒我们：“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林前11:11）
因此，史蒂文需要帮助会众明白，男人和女人彼此不同，在家庭和教会生活中被呼召扮演不同的角色，需要很好地合作。这将对遴选新的青年协调员产生影响，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影响会是什么。
7、圣约中的团契与一致性
这份并不详尽的特征清单提醒我们，神设计的人复杂而奇妙。然而，这些特征固然重要，但并不构成人存在的核心。
从根本上说，我们被造是为了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对此有著名的说明：“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祂为乐，直到永远。”（WSC 1）。所谓“首要目的”就是指存在的目的和目标。人荣耀神的具体方式，是通过在立约关系中与神相交并与之相一致来“以祂为乐”（参来1:14；彼前1:12）。[27]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人。上述每一个特征都是为了帮助人敬拜神、爱神和顺服神，在神的世界里事奉祂。只有符合祂的旨意，它们才能彼此和谐地运作。
三、罪：一个神学现实
虽然人是为了敬拜神而受造，但人却背弃了神，违背了圣约。我们成为偶像崇拜者，崇拜其他的事物和我们自己（参罗1:21-23）。布莱恩·罗斯纳（Brian Rosner）认为，偶像崇拜“在圣经的总体叙事中起着一种核心作用”。偶像崇拜可以是明显地崇拜假神，也可以是试图通过某些形像来崇拜真神，这样做是歪曲了神并想要控制神。然而，它超出了明确的宗教活动，因为人所有的活动都有宗教的层面。如果我们用某种事物取代神的终极价值，我们就混淆了“受造物”与“造物主”，因而就犯了偶像崇拜罪。[28]作为天生具有崇拜性的被造物，我们总是将自己献身于某些东西，无论是财产、性快感、族群还是政治权力。[29]
罪还在于拒绝爱神，而代之以爱其他事物。[30]耶稣告诉那些抵挡祂的人，他们拒绝承认祂，是因为他们不爱神（参约5:42）。[31]保罗从爱的角度对罪进行了分析：人是专爱自己（philautos）、贪爱钱财（philarguros）、不爱良善（aphilagathos）、爱宴乐（phiedono），而“不爱神”（phioheo）（参提后3:2-4）。约翰警告他的读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参约一2:15）。[32]
罪也是悖逆。在罗马书第5章中，亚当的罪（hamartano）被描述为“过犯”（paraptoma，18节）和“悖逆”（parakoe，19节）。从他的行为开始，罪进入了世界（12节），随之而来的是许多过犯（16节）。犯罪就是悖逆神的命令，以行动抵挡祂。所以圣经记载了很多违背神命令的罪（参诗10:1-11；罗1:28-31；加5:19-21）。
把人理解为不敬拜神、不爱神、悖逆神的被造物，就是从神学角度分析人。仅从存在的、心理的、社会的甚至道德的角度对罪展开分析是不够的。罪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但从严格的神学角度来看，它必须被理解为人毁灭的根源。
然而，罪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也是一种能够以位格形式展现出来的力量（参创4:7；罗7:9）。它统治我们、奴役我们（参诗119:133；约8:34）。[33]我们可能会在罪恶中自吹自擂，以为我们可以展示自己的自由，幻想我们只属于自己，能够自己制定规则。这种想法是罪的欺骗性所带来的。我们可能自以为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事实上，我们被罪所奴役，无法从中解脱出来。《威斯敏斯特信条》说，人“在意志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能力，不能得到与拯救相关的属灵良善”，并且“完全与善为敌，死在罪中”（WCF 9.3）。因此，罪也是一种“状态”。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提醒我们，“状态”先于行动。他强调说：“罪首先是一种状态，同时具有司法和道德、法律和关系性质……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而不是相反的原因。我们在神面前是亚当里的罪人，以实际的思想和行动展现我们的罪孽和堕落。”[34]
霍顿的评论强调了为什么基督教有关罪的教义必须把原罪包括在内。抛开亚当的原罪这一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就无法说明这些主题：人被造时之善、彻底堕落，以及在基督里得到救赎。亨利·布洛赫（Henri Blocher）正确地问道：“如果邪恶作为存在的一个维度是‘不可战胜的’，……难道我们不应得出结论，说它永远不会被打败和‘驱除’吗？”他坚持认为：“只有历史中的邪恶、罪（它们是神和人的仇敌），和真正的盼望……相伴。只有这些问题是历史性的情况下，才有解决方案。”[35]
与所有其他神学领域一样，关于罪，也有一个奥秘。这似乎出人意料，因为有人声称，罪的教义是一条可以通过人的经验得以验证的基督教教义。事实上，真正的基督教关于罪的教义并非可以如此得到验证。诚然，我们可以对人的恶意、愚蠢和错误进行分类，甚至可以证明没有人能够免于这些。然而，只有对照神的圣洁，人罪恶的全部深度才能被揭露出来。如果以人的标准来评估人，那么“罪”几乎可以说并非是罪恶的。从救赎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最充分地洞察罪的深度。基督完成救赎工作的广度和圣灵应用救赎工作的深度，共同揭示了人罪恶之深重。
在一个拒绝神学视角的文化中，史蒂文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和他的会众，注意罪的现实及罪的可憎。人们太容易满足于非神学的观点，从社会或个人的角度来看，甚至把人视为罪人都会令人不适。人的生命是可悲的，我们被自己的缺陷从高处拉了下来。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既要得到同情，也要谨慎对待！
关于罪的现实和深度的观点简单明了，但这绝不应该掩盖人类困境的复杂性。由于人存在的每一个特征都被罪所扭曲，生活就会被蓄意的罪恶、不经意的恶意和无知的愚蠢所破坏，进而产生内疚、悔恨、怨恨、冲突、欺骗、幻灭和不公。每个人和每个共同体都背负不同层次的罪及其影响，要消除干净它们绝非易事。雷格的家庭状况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杰克、爱丽丝和他们的女儿也是如此。史蒂文在带领长老们时必须牢记这一现实，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复杂的、充满罪恶的历史，这些将影响他们如何做出决策。
四、罪的后果
罪所带来的最悲惨的结果，就是失去与神的交通。伊甸园是亚当和夏娃可以享受神同在的花园圣殿；他们被逐出伊甸园，标志着他们悲惨地失去了这一乐园。环境的混乱、分娩的痛苦、婚姻的紧张、工作的困难，甚至死亡本身——这些“咒诅”，都宣告了由罪而来的这一最深刻、最可怕的后果（参创3:14-19）。保罗形容外邦人是“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弗2:12；4:18）。罪的必然结果，就是我们无法享受我们为之而造的那位。
罪的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人被神定罪。圣经使用了毋庸置疑的法庭用语：神是律法制定者，是审判者（参创18:25；诗94:2；来12:24；雅4:12；彼前4:5）。在祂圣洁的爱中，祂以定罪和公义的忿怒回应人的罪（参撒上26:21；诗37:38；箴11:21；赛13:11；摩3:14；番1:12；罗2:12；帖前4:6；来9:27；启20:10-15）。就此，人论的讨论变为神学的讨论，而忿怒即为神圣洁之爱的一种表达。[36]从人与上帝关系的圣经记载中可以看出，人就是神的仇敌，已经被定罪，面临刑罚和死亡（参出23:7；罗1:32，5:12；6:21、23）。
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史蒂文的福音事工提供了神的答案。只有在基督里，死亡才能被战胜。只有在基督里，被定罪的人才能被无罪释放，与神疏离的仇敌才能被带回家。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深刻地看到“每个人都有一颗饥饿的心”，这与奥古斯丁的格言不谋而合：“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当然，奥古斯丁指出的是原因，而不仅仅是症状。玛格丽特、杰克、爱丽丝和他们的女儿，还有雷格、安吉拉、教会长老们以及史蒂文本人，他们都需要在基督里被带回到神面前——要么是让他们确信他们已经归回，要么传达他们将被带回神面前的消息。
罪与我们的内心相关，影响人的方方面面（参诗51:2-10；耶17:9；结11:19；太12:33-35），我们的内里被抓住并被奴役。保罗教导说，那些在罪里面（被肉体辖制）的人，他们不仅敌视神，拒绝顺服神的律法，而且不能顺服、不能得到祂的喜悦（参罗8:7-8），无法接受属灵的事（参林前2:14）。改革宗神学将罪对人的这种影响程度描述为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约翰·加尔文以其独到的笔触描绘了人的状态：“整个人从头到脚都被淹没了，因此没有任何部分可以免于犯罪，从他身上产生的一切都是出于罪。”[37]完全的堕落并不意味着人邪恶至极，但确实意味着人没有哪一部分不受罪的影响，我们无法从罪中解脱出来，也无法选择行善。
罪从内部摧毁我们。当我们无法爱神、敬拜神并顺服神，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自我认知（参耶17:9），以及自我控制（参加5:17，23）。罪还会摧毁人的共同体生活，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第一桩影响，罪使得亚当和夏娃试图遮盖身体以彼此回避（参创3:7），相互指责（参创3:12-13）；随后，该隐谋杀了亚伯（参创4:8）。在我们败坏的人际关系中，“今世”引导我们远离神（参弗2:2）。
罪的终极后果是永恒的死亡和毁灭，这是神的审判（参创2:17；诗90:7-10；罗5:12，6:23；林前15:21）。属灵上的死抓住未重生的罪人，并带来肉身的死（参弗2:12；罗8:6）。永远的死（或第二次的死，参启20:6，21:8）是属灵死亡的最终状态。这是神对罪的愤怒的充分而终极的表达。信徒虽然会经历肉体的死亡，但拥有属灵的生命（参约11:25），不会面临第二次的死。
基督徒仍在罪中挣扎，需要与试探作斗争，因此关于罪的这一阐述与基督徒的生活和事工密切相关。史蒂文需要意识到罪在自己生命中的持续影响力。事工上的成功是否已成为他的偶像？圣经关于罪的洞见，不仅可以帮助他认识到他易于被自己的动机所欺骗，而且也强调了保守自己的心有多么重要（参箴言4:23）。史蒂文需要意识到，罪是长老之间冲突的根源，双方都似乎投身于实现他们尚未被完全认可的目标。属灵领导力包括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寻求政治妥协（或某种胜利）。
史蒂文对罪恶的理解也会提醒他：雷格对他虚伪的兄弟的反对，不可能是让他失去信仰的全部原因，而是他心中的偶像使得他无法重新思考基督。史蒂文要思考并祷告如何才能帮助雷格看到这一点，没有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绝望处境，也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意志或行为摆脱罪恶。真正的洞见和自由需要圣灵通过福音做工。
每个人（无论信与不信）都活在肉体死亡的刑罚之下（参创3:19；来9:27）。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信徒可以带着信心面对死亡，把它看作是已经被战胜的敌人，但他们也必须要面对它。如果玛格丽特在弥留之际才明白这一点，那会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在一种回避思考死亡的文化中，教牧事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让人们为死亡做好准备。[38]
五、罪更广泛的背景
人罪恶的悲剧有一个阴暗的背景，源于罪的邪恶势力。有一个以撒但（参弗2:2）为首领的“黑暗权势”（西1:13；太12:26），另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势力也在发挥作用（参林前15:24；犹6）。[39]虽然试探从来不是我们为行为开脱的理由，但撒但确实难咎其责，因为它唆使人犯罪（参创3:1、4；约8:44；林后11:3；约一3:8；启12:9，20:2，10）。它和它带领的魔鬼有真实的能力，可以欺骗和俘虏罪人（参林后4:4；加4:8）。它们牢牢地捆绑住了一些人的生命（参撒上18:10-11；太12:22；可5:4；徒19:16）。现代学术界倾向于将这些掌权的和执政的（尤其是保罗对此的论述）“非神学化”，甚至教会也忽视了这一主题。基督已经打败了这些权势，所以基督徒不必生活在对这些权势的恐惧之中（参路10:18；罗8:38；西2:15）。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过于天真地面对我们真正的属灵仇敌（参弗6:12；彼前5:8）。[40]
最后，还必须强调的是：神限制罪的全部影响（参创3:22-23，4:15，20:6）。这就是通常被称为“普遍恩典”的教义。在这个时代，神限制了祂对罪的审判（参创6:3；罗2:4；彼后3:9），并在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中促进世界的美善（参罗13:3-4；提前2:12；彼前2:14）。约翰·慕理（John Murray）以其丰富的洞见描绘了普遍恩典：
祂……使大自然充满了来自祂美善的恩赐……祂……赋予人各种恩赐、才能和才干；祂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目标去践行美德，激发他们追求有价值的任务，培养艺术和科学，这些都占用了人的时间、活动和精力，并造福于人类文明。祂设立各种制度，旨在保护和促进权利、维护自由、促进知识进步，以及改善身体和道德状况……它们占用人的精力、活动和时间，防止人们沉溺于不那么高尚的或者卑鄙的追求，并且对社会机体（social organism）产生影响——使之更完善、道德、稳定和文明。[41]
反思罪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可谓困难重重。当史蒂文意识到，他的教会和家人卷入了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与罪恶的力量、世界和魔鬼之间的宇宙性争夺战时，这一点便尤为突出。然而，有两个伟大的真理可以让他得到安宁。首先，上帝以祂至高的忍耐限制罪恶并推迟审判，让受造物依然能够彰显祂的荣耀和美善；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史蒂文可以信赖上帝会信实地护理它们。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基督已经作为祂的子民和世界的救主降临；祂战胜了罪、死亡和撒但。
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都能让信徒（比如史蒂文和他的教会成员）满怀确信甚至喜乐地面对罪的全部现实。身为受造物，生命的美好凸显了罪的悲剧性；基督的胜利使我们能够在这悲剧中充满盼望地生活。
六、我是谁
个人身份是当代生活的重大议题之一，可以概括本文的大部分内容以及史蒂文事工的许多主题。[42]我们作为受造物的身份在于为神所创造，并被神所认识。然而，我们的文化压制了自我的真正来源，并抹除了人获得可靠身份的许多传统来源。我们只能自己定义自己，难免会陷入迷茫和没有安全感。我们用来确立身份的手段多种多样：家庭、职业、成就、声誉、种族、国籍、性别、性取向、能力、财产、权力、个性；我们寻找自我的行为成了偶像崇拜，但它们却永远无法满足我们。与所有其他偶像一样，它们都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它们是由神所创造并用于护理我们生命的各种特质，是我们身份的不同方面。但是如果人们期待它们承载全部的话，它们会因不堪重负而崩溃。
在基督里，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团契相交，顺服祂，被祂所爱，被祂拣选，成为祂的后嗣，被纳入祂的大家庭。在祂里面，我们能够充满信心而谦卑地生活。史蒂文自己的属灵历程和领导力取决于他的认识是否持续增长，就是对神以及对他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认识。他的大部分事工都是帮助信徒在基督里获得同样的安全感，并在面对死亡、遗憾、忙碌、冲突，以及作为被救赎的罪人，在一个仍然堕落的世界里要面对所有其他现实时，始终怀着对祂的信心而生活。作为一名传道人，他带给人与神的和好和安全。基督教人论为他的整个事工提供了框架，并帮助他智慧地处理各样事务。也让他看到，引导会众效法基督，在与神的团契中成长，是真正的“人本主义”的伟大举动。
进深阅读推荐书目
Bavinck, Herman. Reformed Dogma cs. Edited by John Bolt. Translated by John Vriend. Vol. 3, Sin and Salvation in Chris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Cortez, Marc. ReSourcing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A Constructive Account of Humanity in the Light of Chri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7.
Ferguson, Sinclair B. John Owen on the Christian Life.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87.
Gurnall, William. The Christian in Complete Armour. Reprint,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4.
Lloyd-Jones, D. Martyn. Spiritual Depression: Its Causes and Cures. London: Pickering & Inglis, 1965.
作者简介：
约翰·麦克莱恩（John McClean）是澳大利亚基督学院（Christ College）的副院长，其主要教学领域是基督教思想，专注于系统神学和伦理学。1995至2002年，约翰担任科尔拉长老会（Cowra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他是新南威尔士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NSW）的福音、社会和文化委员会（Gospel, Society and Culture Committee）的召集人。他与伊丽莎白结为夫妇，育有两个成年子女。
[1] 这本书纪念辛克莱尔·弗格森（Sinclair Ferguson）及其为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和事工所做出的贡献。能够为本书撰稿，我感到十分荣幸。他的著作让我受益匪浅。——作者注
本文选自John C. A. Ferguson et al., eds., Theology for Ministry：How Doctrine Affects Pastoral Life and Practice, 22nd ed. (Phillipsburg: P & R Publishing, 2022)。略有编辑。承蒙授权，特此致谢！——编者注
[2] 除非另有说明，本章中的经文引自新国际版英语圣经（NIV）。译注：本文采用中文和合本。
[3] A. C. Myers, “Heart,” in The Eerdmans Bible Diction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721.
[4] “神的形像”这一概念是近年来人论讨论的核心，人们往往期望它能为讨论提供基本见解，或至少是组织结构。参见Cornelis van der Kooi and Gijsbert van den Brink, Christian Dogmatics: An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7), 260–66; Michael Horton, “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Anthropology,” in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ed.. Richard Lints, Michael S. Horton, and Mark R. Talb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 60–66。为了便于本文展开，我首先将人看作是受造的，然后才是堕落的罪人。
[5] 参见John Baillie’s famous address “The Theology of Sleep,” in Christian Devotion: Addresses by John Bailli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 11。亦参David P. Murray, “A Theology of Sleep,” PRJ 6, no. 2 (2014): 318–27; Adrian Reynolds, And So to Bed … A Biblical View of Sleep (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14)。
[6] 参见 John Harris, One Blood: 200 Years of Aboriginal Encounter with Christianity: A Story of Hope, 2nd ed. (Sutherland,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Albatross Books, 1994); for a summary: Meredith Lake, The Bible in Australia: A Cultural History (Kensington, Australia: UNSW Press, 2018), 90–104。
[7] John Piper, Bloodiness: Race, Cross, and the Christian (Wheaton, IL: Crossway, 2011).
[8] 参见 George C. Hammond, It Has Not Yet Appeared What We Shall B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mago Dei in Light of Those with Severe Cognitive Disabilities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7)。
[9] 参见 Gregg R. Allison, “Toward a Theology of Human Embodiment,” SBJT 13, no. 2 (Summer 2009): 5–17; Rodney Clapp, Tortured Wonder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for People, Not Angels (Grand Rapids: Brazos, 2004)。
[10] Cornelis P. Venema, The Promise of the Future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0), 35–75. 在我看来，中间状态这一事实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能有一种基督教的“物理主义”（physicalism），在其中，“灵魂”（soul）并不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它完全是肉体的一种功能（或一种表现出来的属性）。参见Terence Nichols, Death and Afterlife: 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Brazos, 2010), 118–19。
[11] 参见 Brent Waters, “Man Reconstructed: Humanity beyond Biology,” Concordia Theological Quarterly 77, no. 3 (2013): 271–85; Nancy R. Pearcey, Love Thy Body: Answering Hard Questions about Life and Sexuality (Grand Rapids: Baker, 2018).
[12] 参见Michael R. Emlet, “What’s in a Name? Understanding Psychiatric Diagnoses,”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30, no. 1 (2016): 66–93.
[13] 关于对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的神学研究，请参阅Jake Meador, In Search of the Common Good: Christian Fidelity in a Fractured Worl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9), 29–46; David H. Kelsey, Eccentric Existence: A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9), 391–402。
[14] Adrian Franklin, “A Lonely Society? Loneliness and Liquid Modernity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7, no. 1 (2012): 11–28; Michelle Lim, Australian Loneliness Report (Melbourne: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18), accessed August 25, 2019, https://apo.org.au/node/202286.
[15] Kathryn A. Holewa and John P. Higgins, “Palliative Care – The Empowering Alternative: A Roman Catholic Perspective,” Trinity Journal 24, no. 2 (2003): 213–14.
[16] 参见Olli-Pekka Vainio,“Imago Dei and Human Rationality,” Zygon 49, no. 1 (March 2014): 121–34。
[17] Alan G. Padgett,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Collegial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Faith and Reason: Three Views, ed. Steve Wilken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4), 89–91.
[18] David J. Atkinson, “Emotions,” in New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Ethics & Pastoral Theology, ed. David J. Atkinson et al.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341–43. 参见Phillip Michael Lasater, “‘The Emotions’ in Biblical Anthropology? A Genealogy and Case Study with ירא,”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10, no. 4 (2017): 520–40；他认为圣经的概念更接近于古典激情/情感观念。
[19] Thomas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The Creation of a Secular Psychological Categ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
[20] Blaise Pascal, Pensées, trans. A. J. Krailsheimer (London: Penguin, 1966), no. 423.
[21] 在帕斯卡尔看来，心是人直接、直觉地认识事物的官能。参见Klaas Bom, “Heart and Reason: Using Pascal to Clarify Smith’s Ambiguity,” Pneuma 34, no. 3 (2012): 345–64。
[22] Murray Capill, The Heart Is the Target: Preach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from Every Text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4).
[23] 参见 Christopher Chenault Roberts, Creation and Covenant: The Significance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the Moral Theology of Marriage (New York: T. & T. Clark, 2007); Jonathan Cahana, “Dismantling Gender: Between Ancient Gnostic Ritual and Modern Queer BDSM,” Theology & Sexuality 18, no. 1 (2012): 60–75。
[24] Andrew T. Walker, God and he Transgender Debate: Wha Does the Bible Actually Say about Gender Identity? (Centralia, WA: Good Book Company, 2017).
[25] Claire Smith, God’s Good Design: What the Bible Really Says about Men and Women (Kingsford, Australia: Matthias, 2012).
[26] John McClean, “‘Do Not Conform’: Thinking about Complementarianism as Contextualisation,” in The Gender Conversation, ed. Edwina Murphy and David Starling (Macquarie Park, Australia: Morling Press/Eugene, OR: Wipf & Stock, 2016), 173–85.
[27] 关于人论的这一重要框架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7章“圣约神学”；亦见Horton, “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Anthropology,” 46–60。
[28] Brian S. Rosner, Known by Go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7), 61.
[29] 关于将罪视为偶像崇拜的分析，参见G. K. Beale, We Become What We Worship: A Biblical Theology of Idolatry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8)。
[30] 参见James K. A. Smith, You Are What You Love: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abit (Grand Rapids: Brazos, 2016)。
[31] D. A. Carson, The Gospe according to John, Pilla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Leicester, UK: Inter-Varsity Press/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264.
[32] 约翰关于“爱”的词汇显然包含仁爱的（benevolent）意思，因为信徒要在实际服事中爱弟兄姐妹（约一2:10，3:16-18）。然而约翰也提到了爱神（参约一4:20-21），这并不是一个寻求神的福祉的问题，其中还包括渴慕神并且以虔诚和敬畏之心事奉神的因素。参见Colin G. Kruse, The Letters of John (Leicester, UK: Apollo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94。
[33] 关于罪的这些层面的更全面分析，参见van der Kooi and van den Brink, Christian Dogmatics, 305–9（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34] Michael Horton, The Christian Faith: A Systematic Theology for Pilgrims on the Wa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1), 427.
[35] Henri Blocher, Original Sin: Illuminating the Riddle (Leicester, UK: Apollos, 1997), 62.
[36] 参见Tony Lane, “The Wrath of God as an Aspect of the Love of God,” in Nothing Greater, Nothing Better: Theological Essays on the Love of God, ed. Kevin J. Vanhooz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138–67; Horton, Christian Faith, 270–72。
[37] John Calvin, Institu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2 vols.,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20–21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2.1.9.
[38] 经典的论述参见Jeremy Taylor, Holy Living and Holy Dying, vol. 2, Holy Dying, ed. P. G. Stanwood (1651;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新进的研究有Bill Davis, Departing in Peace: Biblical Decision-Making at the End of Life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7)。
[39] 有关新约圣经中涉及撒但的内容，参见Thomas J. Farrar and Guy J. Williams,“Diabolical Data: A Critical Inventory of New Testament Satanology,” JSNT 39, no. 1 (2016): 40–71；有关分析见“Talk of the Devil: Unpacking the Language of New Testament Satanology,” JSNT 39, no. 1 (2016): 72–96。
[40] 参见Sharon Beekmann and Peter Bolt, Silencing Satan: Handbook of Biblical Demonology (Eugene, OR: Wipf & Stock, 2012)。
[41] John Murray, “Common Grace,” WTJ 5, no. 1 (1942): 12.
[42] 下面的段落借鉴了罗斯纳（Rosner）的“Known by God”一书。参见John McClean, Review of Known by God: A Biblical Theology of Personal Identity, by Brian Rosner, Themelios 43, no. 3 (December 2018): 516–20。